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

使用回回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赛氏家传》,是赛典赤家族的第一部家谱,2008年被列为国家珍贵古籍。本文考证了它的纂修人应为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江浙平章乌马儿,汉文编辑人应为征东行省儒学提举潘东明,元至大三年在杭州完成,乌马儿还邀请南雄教授赵文作序。本文在研究《赛氏家传》、《咸阳家乘》、南滇《赛氏族谱》、青郡《赵氏宗谱》及益都《杨氏世谱》等赛典赤家族五部家谱的基础上,认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圣裔世系,可能不是此前源于《咸阳家乘》的公认的31世说,而可能是有《赛氏家传》支持的20或21世说。     

18世纪著名藏医藏曼·益西桑布医学活动述略

17、18世纪是藏医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藏医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696年在拉萨创建的著名藏医学府迦布日医学利众院不仅为卫藏地区,而且为安多和蒙古各部培养了众多的优秀藏医人才.藏曼·益西桑布(gtsang sman yeshes bzang po)就是18世纪初学成于迦布日医学利众院,后又到安多地区传播藏医学的一位著名医学家.藏曼·益西桑布在安多地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培养学生,撰写医著,对藏医学在安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安多拉卜楞寺曼巴扎仓创建之时的首批教师之一,亲自制定了曼巴扎仓包括采药认药在内的医学教习制度.严格的医学教育制度使得拉卜楞寺曼巴扎仓成为卫藏之外最重要的藏医学传播中心之一,并在之后的岁月对藏医在安多和蒙古的传播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氏家族碑刻的相继出土,极大的补充了文献史料的不足,也为解开韩氏家族相关"疑史"提供了便利.几十年来,结合文献和碑刻材料,学界发表文章,各抒己见,逐渐厘清一些疑团,同时,也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拟对此进行总结并加以述评.     

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

藏传佛教拉然巴格西学位制度创始至今已近400年,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藏传佛教与时俱进,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改进学经制度,建立了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呈现出新时代的特点。2005年10月,11名藏传佛教界学修出众的高僧获得藏传佛教首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资料,揭示了1705年西藏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事件的历史真相,并指出了该事件在蒙藏关系史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辽代上谷耿氏家族考

上谷耿氏家族是辽代汉世族中重要的一支,该家族入辽后以军功起家,子孙不仅官居显位,而且还与辽朝皇室以及汉族门阀世族中玉田韩氏、彭城刘氏家族缔结了婚姻关系,但至第四代,耿氏家族外部受到韩氏家族衰败的影响,内部又存在子孙不昌的问题,此时该家族婚姻对象全部出自彭城刘氏的衰败支脉,家族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当代艺术市场对艺术品创作的影响

本文以约翰·卡尔卡特的故事为引,并以三个部分分析战后时期的艺术品市场对艺术品创作的影响,将艺术品变为商品。第一部分分析了艺术市场的状况,并由一些艺术市场售卖案例具体分析了资本家对艺术品市场已经产生了非常浓厚的投资欲望;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以杜尚为首的艺术家对艺术品商品化的拒绝,以及通过让·鲍德里亚的理论来解释艺术商品化的发展及源由;第三部分主要以两位艺术家为案例分析艺术品市场已经对艺术品创作做出的改变。本文之所以选取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作为时间参照,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以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商业世界飞速发展。并对纯粹的艺术世界展开大肆侵略,从而迫使艺术的发展走向了下一个阶段。     

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地区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爬梳帝师日巴及其门徒的主要事迹,阐述了在囊谦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境内一度成为诸派之尊,并由此传播于世.但是,白利王的焚寺事件,使该派在玉树乃至其它藏区的发展势头渐显缓慢,从此在囊谦王室的政教关系层面,开始了与珠巴噶举派轮回更替的历史演变.     

主巴噶举早期历史简论

主巴噶举是塔波噶举八小派之一,是由帕珠@多吉杰布之徒孙藏巴嘉热@益希多吉所创建.该教派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实证苦修,其徒众之多、分布之广是其他教派难以相比的.后形成中主巴、下主巴和上主巴等中心.主巴噶举除学修噶举派共同殊胜密法"大手印"、"那若六法"等外,还要学修"八大导引"、"六种一味"等不共密法.     

元明时期赛典赤家族成员补考

文章充分结合家谱、方志、碑刻等汉文文献,对脱欢察儿、木八剌、亦列失、扎法、马哈谋、赛哈智等以往不察的元明时期赛典赤家族成员及其相关史事进行了考察,并由此讨论了现存赛典赤家族家谱云南本及济南本的史料价值问题,认为晚出同源的云南诸本的可靠性要高于元时修撰的济南本。略可对元代卓有影响的赛典赤家族研究有所补益。     

苯教历史三段论之由来及剖析

著名的苯教历史三段论,在过去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由土观法师最先提出.因为土观法师的著作中有关苯教历史的部分早先被译成英文在欧洲出版,藏文版又先于苯教历史文献于20世纪在中国出版,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发现这个学术观点早在600年之前就由噶举派学者玖丹贡布提出.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国内外藏学界产生的影响,对它的实际内涵和事实真相进行了重新评判.     

昌都地区传统经济制度述评

一、土地制度(一 )寺院的土地和牲畜寺院分为一般寺庙和政教合一的大寺庙 ,其不同处是后者设有拉让。因此 ,这里分作寺庙和拉让两个部分来叙述。1 寺庙部分　一般寺庙的土地来源有 :信徒的布施、捐献地 ;僧尼的奉献地 ;占有或受赠的死绝户的遗地 ;当地最高领主的封赐地 ;寺庙初建时 ,由藏政府拨给的部分差地 ;差巴的投靠地 ;差巴因缺种子或其他原因无力经营而租给寺庙的土地 ;差巴因欠债抵押给寺庙的土地 ;寺庙利用权势 (如利用调解纠纷 ,强占当事人的土地 )或假证据、假账等 ,霸占差巴的土地 ;寺庙自行开垦的土地等多种。以上各种情况中 ,…     

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派综述

香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之一,由凯珠·琼布乃觉创建.尼古玛、苏喀斯迪二人在该教派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派因其根本道场雄雄寺在"香"地,其教法以口耳方式相传,故称香巴噶举派.在该派的发展早期,曾出现过"七宝法统"的传承;其后,分裂成以香敦大师修建的甲寺、凯尊·循努珠修建的桑顶寺为标志的甲巴、桑顶两大世系.再之后,该教派又出现了以汤东杰布和觉囊·多罗那他为代表的两个较为重要的世系.香巴噶举派由于其始终未能掌握地方政权,也未能与地方势力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支系,再加之自身组织涣散,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实用的传承体系,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香巴噶举派走向了没落.     

拉日江妥神山历史地名考略

拉日江妥神山的历史地名与古代西藏早期巨石文化、苯教塞康（神殿）祭祀传统、古代门人及其分支、吐蕃早期赞普世系、工布小邦王系的历史都有密切联系,是多元民族与文化交融荟萃的产物。拉日江妥历史地名的圣地移植特点,以及拉日江妥由西藏林芝地区的地方性神山向苯教第二大神山工布苯日神山的转型,对于象雄与吐蕃关系、后弘期的佛苯关系、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中国化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唐论惟贞墓志及论氏家族源流事迹再考

论惟贞为唐代著名的吐蕃族裔,其家族数代为吐蕃王朝与唐朝所倚重。其本人《新唐书》有传,但事迹颇为简略。其墓志的发现,首先为该家族史的研究又添一新史料。根据其墓志,该家族与吐蕃王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而并非王族。其墓志多处可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史籍之阙;史书碑铭对其家族多位成员之官爵记载不一的原因,是他们生前或逝后,因论氏子弟功勋再著而家族不断得到新的封赏和追赠的缘故;志主个人的发迹与其家族在历史上的二次光显,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该家族又以戮力勤王,效忠王室而再振家声。志文对论惟贞及其家族的勤王平叛事迹亦多有补正。     

关于《邬坚巴行记》中的几个域外地名(上)

邬坚巴·仁钦贝是13世纪藏族的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其足迹所至,除西藏外,还包括了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以及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在内的广阔地域。旅程之长,旅途之艰险,前所未见。他走的路线,与我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等人大不相同,亦为历代交通史料所不载。本文利用中、外文材料,对黄颢先生《邬坚巴行记——古代从阿里到克什米尔印度及乌仗那(阿富汗)的路线》一文中邬坚巴·仁钦贝的旅行路线和若干域外地名作了初步探索,供学界参考。     

向生·西绕松布与西藏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新考

本文依据作者多方查寻和阅读到的最新史料——《向生.西绕松布小传》,对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确切的建造年代进行了重新考证。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应为1444年,而非之前的其他年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