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中,有三处记载了公元8世纪时地处祖国大西南的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熏可以和汉文史籍相印证。本文依据敦煌文献对这三处记载作了记述。     

格敕背后的积淀与昭示——以敦煌写本《开元户部格残卷》为例

效力高于律的格敕的颁行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有更深的历史积淀。因之,以敦煌写本《开元户部格残卷》为例研究唐代格敕背后的风云际会,不独具有法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意义,还有揭法律本相、洞悉成因与效用的效果,尤有昭示当下立法与司法的功用。     

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道德经》残卷叙录(下)

甲 本子 此节所论,义有二端。一则《道德经》本文,各家所传不同,余所录敦煌本,约得二家,曰河上本,曰王弼本,此固魏晋以来之所传也。然同为河上本,而字有多少,章存异样,道士学人,亦殊途而异辙,此其一也。一则各家注本,敦煌所传,亦有后世所不得见者。余所过眼,亦得二三家,此亦不可不述者也。 传世老子唐本,自学人所传,与《道藏》所藏,下及贞石所刻,经幢所载,林林总总,亦甚丰蔚。严可均、罗振玉下及近世蒋锡昌、马叙伦诸家所考,已详哉言之。而敦煌诸卷,     

一部家国血泪简史——敦煌S.2607+S.9931写本研究

敦煌S.2607+ S.9931写本正面为曲子词,保存的28首词可分为三类:有关唐昭宗即位及华州事件的作品,宫廷乐工的一般感时抒情之作,词集编者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描写了唐昭宗即位初期国家振兴的气象,又叙述了昭宗被劫华州,皇族集体被屠杀,长安宫室毁于兵火等重大事件。这些曲子词是随唐昭宗从京师到华州,从华州回到京师的乐工传出来的。词集的编者是一位从敦煌到长安的文化使者,他在宫廷乐工传本的基础上,加进自己的作品,抄录为这样一个曲子词写本。词集庶几是一部家国血泪简史。     

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道德经》残卷叙录(上)

老子《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之一,内容包括本体论、人生论、政治、军事等方面。老子学说在我国和在世界上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它当作“人君南面之术”而加以推崇;道教徒则奉老子为教祖;我国哲学史上,唯心和唯物论两派都从不同角度吸收了老子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通过对《老子》的注释、翻译来宣扬神秘主义,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服务。 《老子》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流行,由于它主要是讲“道”和“德”的问题,所以又被后人称作“道德经”。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关于《老子》的叙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四家(已佚)。今本《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不可凭信。魏晋以后注老者甚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所载有三十一家,隋唐以后注老者近二百种,收入《道藏》中的超过四十种。 《老子道德经》传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注和魏王弼注两种。王注是以玄学家思想注解老子,影响最大,历来被当作老注的标准本。河上公注则是道教徒从养生和修炼的角度注解老子。以上两家是老子注解中的两个主要派别。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两种是汉初抄写的。甲乙两本的文字稍     

敦煌陷蕃、"归化"、"蕃和"和"丙寅年"时间考--有关敦煌陷蕃前后时间的几个问题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有几个值得讨论的时间,如"敦煌归化"、"蕃和"和"丙寅年".笔者通过对敦煌文献、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历史和传世典籍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证,得出一些结论.最后认为,敦煌陷蕃在 781年,"敦煌归化"在 783年,"蕃和"可能在"丙寅年"即 786年,玉关驿户起义在 793年.     

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洋势力被称为北洋军阀,是在袁世凯以后特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北洋社会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具有乱世、发展、开放等特点。北洋政府并非一个无能、卖国的政府。北洋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固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民初国会屡被非法解散,民主色彩宪法被废除,致使国民的良好愿望不能实现,历史责任不能由袁世凯北洋势力独负。对北洋时期复杂社会的复杂政治人物,应该予以更全面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会史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成果斐然,但学术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本文就中国行会的产生、会馆是否属于行会、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在介绍和评论学术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几个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虽有多种模式 ,但“过程描述”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可以划分为史前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终结和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萌芽时期、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大凡一门成熟的科学 ,总是由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 ,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 ,即是贯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一条主线     

关于敦煌文书《比丘法坚发愿文》的几个问题研究

敦煌文书中的《比丘法坚发愿文》是一位宋初的西行求法僧途经敦煌,在某次法会上为归义军政权重要人物发愿祈福而诵读的文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且《敦煌愿文集》中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图对前人录文略做补正,并对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高度关注的重要论题和实证资料源,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其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以同辈成员间的长幼顺序符号部分地或完全地取代人的实名。由周至唐,随着排行在人名称呼中独立副称意义的逐步增强,排行开始具备实名敬避功能;而宋代在谱类文献中以排行代替正式的名、字,并与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相结合,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祖先人名避讳方式。面对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对人名进行“数目字管理”,亦不失为一种合理、安全的选择。     

藏区赔命价习俗价值考析

藏区赔命价习俗具有恢复正义、经济伦理两大价值取向。也正是这两大取向,决定了赔命价习俗在藏区源远流长,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兼与刁晏斌先生商榷

汉语史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口语发展史。口语相当于谈话体。汉语口语史是一以贯之的,先秦的文言和唐宋以后的白话,其基础都是当时的口语。东汉到隋时期口语性材料比较贫乏,从上古的文言式口语到唐以后的白话式口语,中间好像发生了断崖式的突变。事实不可能如此。其间的渐变过程,正是发生在约六百年的中古汉语阶段,只是由于口语文献不足,这种渐变性目前还是若隐若现,看不真切。汉语史研究应该依据口语性语料。古代文献的情况很复杂,就口语性而言,可以大别为两类:1)比较贴近口语的。这在历史文献中大量存在,是研究口语史的基本依据。2)文白夹杂的。这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其中的口语成分剥离出来。目前普遍存在对语料不加分析导致结论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是违背研究口语史的宗旨的,亟须纠正。     

网络时代美国历史研究与普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论述在网络时代,美国历史研究和美国历史知识的普及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指出美国问题研究,已经开始由专业化走向专业化和大众化并举的时代。论述在网络时代的美国的网络化的优势明显,但我国在网络领域中美国问题传播、交流、教学和研究,资源共享,还相当的薄弱,和美国学术界相距甚远,提出抓住难得机遇,应对严峻挑战的若干建议。概述了学术性、公益性、非盈利性的个人网站不平凡的酸甜苦辣历程和亲身体验。     

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本文对裴矩《西域图记》的成书时间、撰写目的及所述敦煌至西海间所经诸地进行了考证。     

试述澳门圣若瑟修院在遣使会管理时期(1784-1856年)的发展

澳门圣若瑟修院由耶稣会于1728年创办,1784年由葡国与法国遣使会合作复办。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深受澳门政治形势的影响,至1856年结束了遣使会管理时期。在这个时期担任老师等职位的共有23位,开设的课程有哲学、宗教、修辞、数学、阅读、书写、计算、葡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中文、音乐等。培养的学生,目前所知的有19人之多。并有江沙维等一批师生从事汉学研究。     

《文史哲》大事记(1951-2004)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史哲》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折射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七彩虹霓。这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辉煌的顶峰,也有曲折的弯路。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为今后的期刊发展提供宝贵的参照,这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上博九·史蒥问于夫子》释读及相关问题

《上博九·史蒥问于夫子》记载一位齐国敝吏之子史蒥接受了国君的某项职位,不知该怎么做,因而向孔子请教的事。这份材料可以补充今人对儒家孔子的认识。但是,由于竹简全部残断,没有一支简可以连读,所以全篇内容几乎不知所云。有些学者指出本篇与《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某些简可以拼接,使得全篇的释读得到很大的突破。检讨这些拼接并对拼接后的释读进行讨论,能够得出相关问题的某些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