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

一、 李贤音注的性质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纪传体断代史书。范晔原来准备写成十纪、八十列传、十志,合成一百卷。但十志还未写出,就被杀害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八篇志是宋代以后的人从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里取出来补进去的。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允为史注名制。     

试论刘昭《后汉书志》注的史料价值

试论刘昭《后汉书志》注的史料价值范学辉南朝梁人刘昭不仅最先为范晔《后汉书》作注，且以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补范书无志之阙，使一代名著得以完善，实堪称范氏功臣。刘昭注《后汉书》侧重搜集、补充本书所失载的史实，“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①惜已...     

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

正史中有七部河渠志，即史记、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切，创《河渠书》，以记战国至西汉武帝时全国水利建设的概况。班固《沟血志》则以记黄河为主，盖西汉河患严重使然。此后修史者均以河患多寡为是否设河渠志之准则，东汉至唐中期，黄河相对安定近八百年，故《后汉书》至两唐书均无河渠志，宋代以后河患严重，故各史均列河渠志篇。     

试论正史补表类史著的缘起与反响——以南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为中心

正史由纪、传、表、志四部分组成的体例始自司马迁的《史记》而奠定于班固之《汉书》。然而自陈寿的《三国志》以降,讫于魏晋至隋唐的诸部正史皆无表,此现象源于当时文尚简要的史书编修理念和编年史体的式微。入宋以后,编年史迎来中兴,正史之表因存编年之旨而得到了史家的关注与重视,并诞生了为前代正史补表的专著。南宋初期,熊方所著《补<后汉书>年表》是目前所知正史补表类史著的草创之作,补表之学由是发端。该学在清代朴学之风的影响下盛极一时,且在风格上亦有显著变化。熊氏《补表》重义理褒贬,清人补表重考辨辑补,彰显了不同时代的史学特色。     

《张衡传》

【题解】 本文节选自范晔的《后汉书·张衡列传》。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他博贯经史,又善属文,在南朝刘宋时期,曾任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太子左卫将军等职,后因密谋拥戴文帝的兄弟刘义康,被文帝处死刑。 《后汉书》是范晔从尚书吏部郎贬为宣城太守以后开始写的。他根据前人各家撰写的有关后汉史的著作,写了《后汉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志三十卷是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个志补入的(因范晔遇害,只完成了“纪传”,“志”未完成)。到北宋时合刻,即流传自今的本子。范     

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

一、冶、东冶与东部候国考《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后汉书》郡国志章安县:“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郡国志又载,会稽郡有东部候国。而见《后汉书》郑弘傅传注引《谢承书》,有东部侯.东夷列传等有东冶县.由于史书记载文有错乱,学者曾经为此发表不少文章,其中尤以杨守敬《<郡国志>东冶、候官考》一文论证最详.兹就杨文提出的问题,略谈几点意见. 杨文认为,西汉有回浦,有冶县,二者并立,“是章安非冶县地甚明”.这一见识甚是.然以东汉有东冶.遂断郡国志章安县下应补东冶二字,注文应该移于东冶,从而得出光武时“更冶为东冶”的结论,却很难使人信服.因为杨文的推论,只是根据汉志有冶县,郡国志无,而在东汉又     

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

《西域风土记》本名应为《西域图》,即甘英出使大秦见闻的汇编,其书包纳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即《后汉书》载及皮山至安息路线,《汉书》之中乌戈山离至安息路线为其中支线,乃后人不经修改搬入《汉书》,以致与原文文句出现抵触;二是甘英葱岭之西的所见所闻,隐含在《汉书》之中,明载于《后汉书》《后汉纪》《魏略》之内。《汉书》之中西域史料如此丰赡,其中部分史料或由班超采摭而来。     

《诗经》之《鲁诗》传授考

关于《诗经》中《鲁诗》的传授情况 ,各家说法不一 ,王国维先生考得不到半数的《鲁诗》传授者 ,而其他各家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 ,未作考证 ,可信度较低 ,且彼此差别较大。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有关记载为基础 ,共考得 46人     

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

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他撰著宏富,而在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代表作则是《汉书补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组成,东汉班固撰,实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才告完成。它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汉一代历史无与伦比的珍贵文献。但《汉书》的微文奥义、连才高博洽、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的一代通儒马融,亦感通贯非易,也要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因此,从东汉起,诠释《汉书》者不乏其人。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