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论施璜对清初徽州理学及书院文化的贡献与影响

清初,徽州理学界开始了一场以程朱之学为宗、清除心学派影响的传统理学复兴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施璜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在思想上,施璜尊崇程朱理学,是一位忠实的朱子学信徒。为重振朱子之学,施璜积极投身于紫阳、还古两所书院的讲会活动,参与书院建设,在书院的配祀安排、讲会规约等方面强调以朱子学为宗,以确立传统理学在书院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还注重人才培养,不断接引后学。经过施璜等人的努力,宗奉程朱之学的新安理学在徽州一度得到复兴。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

清代书院课赋制度的形成,与书院山长、地方学政多翰林出身有关.因为翰林院有馆试诗赋制度,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赋有着逻辑的联系.书院的文学活动之于辞赋,又在辞赋创作与赋集编纂两端,其中课艺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考察书院赋的创作特征,一在题材的扩大,其中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诸题的创制;二在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摹拟、和韵、评点等.而从赋史看清代书院赋艺术,其对词章之学的促进、清代学术的含容、律赋鉴赏体系的构建以及清赋由宗唐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略论两宋书院与理学的传播

两宋时期书院兴盛一时,极大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理学的勃兴是和其学派利用书院讲学传道、传播其思想分不开的。书院与理学传播的结合,一方面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人文基础和思想文化土壤,为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自由的活力,另一方面极大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其在学术、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为理学上升为宋以降思想界之主流、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中期关中大儒李元春的著作和思想

李元春是清代中晚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李元春的理学思想渊源于河东之学,属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在清代考据学独盛之际,李元春坚持朱学的立场,批判汉学和王学,同时又继承关学重视礼教、崇尚实学的学风,代表了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发展的总体趋势。     

理学与宋明时期的严州书院

在历史上,严州是一个理学十分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理学的传播主要依托于书院来进行。在浓厚的理学思想氛围的作用下,严州的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结合,主要体现在:理学家在书院的兴建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院讲习的内容和学规的制定包含着理学色彩,书院推动当时及后世理学的发展。     

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

唐至清代,徽州紫阳山的人文景观分作道教和儒学两类,前者以紫阳观及其前身许真君祠为代表,后者以紫阳书院及其文化源头紫阳书堂为典型,二者并存山中。人文景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紫阳山道教空间的萎缩和儒学空间的扩张。经过地方士人的长期塑造和清朝皇权的直接干预,儒学圣地取代道教仙山,成为紫阳山最主要的文化形象。徽州名山众多,紫阳山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为其具有的崇高文化形象。在徽州士人的塑造下,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形象愈益高大,竟被视作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与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根源在于"紫阳记忆"。"紫阳记忆"生成于朱熹游览紫阳山之时,历宋、元、明、清而日渐强化,在地点上由紫阳山扩散至徽州乃至全国。在紫阳山名声日隆之时,其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愈加突出,再加上"紫阳记忆"的作用,使紫阳山成为徽州的象征,"紫阳"一词也成为徽州的别称。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沈知方晚清时期出版活动考论

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虽是民国出版业的巨擘,但其早期生涯却隐晦不彰。沈知方曾祖一代为藏书家沈复粲昆仲,此后世代以书为业。沈知方早年在绍兴奎照楼学徒,后进入上海广益书局,成为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1902年前后,沈知方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发行工作,直到1912年底离开。在此期间,沈知方1905年主持乐群书局,与夏瑞芳进行教科书诉讼;又创办国学扶轮社,出版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编纂大型文集《国朝文汇》,显示出卓越的选题眼光和浓厚的文化情怀。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书院经历考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就积极参与地方书院事务,后来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南京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一是将书院景观与造士为文相联系,赋予书院景观以象征意义,在文学地理的微观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二是有知人之鉴,培育人才众多,尤其是选拔了不少寒士,在晚清东南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三是编刊书院课艺总集达十种之多,这些总集保存了不少东南名士的书院习作,在书院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

今文经学作为政治———社会解经形态 ,作为具有现实政治指向的政治儒学 ,复兴于晚清 ,首先是学术主体忧患———经世意识的寄托 ,其传播流布 ,对士林的政治主动性和经世学风提供支持 ,并具有启示和导向作用。其所具有的疑古精神成为分裂和瓦解经学传统的一个助力。尤其是其从学术向政治的跨跃及其发挥的批判现实政治、榫接西学的作用 ,更标志着其历史转折时期的真理地位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段玉裁氏族与清代经学及文学

在清代镇江府的文化版图上,金坛段玉裁氏族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段玉裁幼时跟随父亲读书,后师承著名考据学家戴震,在朴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段玉裁及其子女均能文,段氏外孙龚自珍既是著名的今文学家,又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段玉裁氏族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沈家本与清末大理院创办

清末改革中,清政府将大理寺更名为大理院,作为清代的最高审判机关,专门掌管审判工作。沈家本作为第一任大理院正卿,利用自己一身多任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在经营办公衙署、筹措创办和运行款项、奏调法政人材、接受各部现审工作、争取司法权限等方面为大理院的开办做出种种努力,使得大理院在短短半年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最高法院性质的审判机构,为我国现代司法审判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

沈荃为清初帖学流派中享有很高声誉的书家,他对董其昌书风在康熙年间得以广泛传播以及清初帖学兴盛局面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沈荃能有如此影响力首先应归于其翰林身份、书学修养及所处地域之优势.其次,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康熙皇帝书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及能够使翰林书家的独立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等两个方面.     

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在影响文人集群或文学流派形成的诸因素中,书院起到的人才背景与文学舞台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与桐城派凭借书院造就传人相映成趣,清代常州派骈文的兴盛也颇得益于地方书院的教育氛围。龙城、暨阳等书院虽属于科举化的体制,但因邵齐焘、卢文弨、李兆洛等山长的引领,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直接或间接地诱发了陶成骈文英才的气氛,从而使常州文风得以推激变动,对清代中后期文坛的发展贡献卓著。书院内师生或学子间的同游共处,也有助于催生群体性的风格成就,从而促使文学门派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