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泉乡礼》思想体系研究

黄佐是明代广东3大学者之一,著述宏富。他的《泰泉乡礼》被人们誉为“医世良药”,成为明中后期岭南地区实施乡约里甲制的典型范本。此书包含黄佐的哲学、儒学、教化、文学、文献学思想。在学界对黄佐思想体系研究不多的情况下,通过《泰泉乡礼》一书来勾勒黄佐的思想体系,不但对研究岭南思想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明代学术走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从《泰泉乡礼》来看,明代的社师主要是由以"生员"阶层为核心的基层士人群体所构成的.其生计的维系主要来源于"束癊"所得,并在相对低下的经济待遇中承担起了"启蒙养正"的社会基础教育职责.同时,作为基层文化人的代表,社师通过其"导风化俗"的社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社会生活的管理,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与管理职责.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也成为普及儒学教化与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清季四川南部县乡约考述——基于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以往的乡约研究大多偏重"论",相关历史事实的铺陈却不甚清晰.鉴于此,本文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对该县乡约的设置、职能、任充与辞革、点卯等诸多史实进行了重新建构,期望能为研究者提供经初步逻辑梳理后的历史素材.     

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

明朝北直隶祭祀的主要内容有文庙各坛祠春秋二祭、名宦乡贤春秋二祭、八蜡神庙春秋二祭、社稷坛春秋二祭、风云雷雨坛祭、霜降祭、邑属坛祭、清节祠祭等,是明代北直隶地方经费支出较多的一项,财源是征收的代役金。京府顺天负担更重,除以上祭祀项目,还额外有其他祭祀,由代役金和税银共同承担。明代的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明代北直隶的京府顺天和京县大兴、宛平的乡饮酒礼费用较高,其他的府县则较低,经费出自代役金。祭祀与乡饮酒礼给北直隶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以礼致序 以乐致和: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基于《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的分析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一种以宾贤、敬老、无讼为宗旨,融合礼教、乐教、诗教于一体的礼仪制度。在分析南宋士大夫胡颖《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一文的基础上,揭示了乡饮酒礼以礼致序,以乐致和的思想基础,其既调整外在行为又调整内在思想的社会综合控制模式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起止点——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之启示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以宪法的终极目的为研究的起止点,在宪法学视野下,通过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架构内,如何克服权力"恶"的维度,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该著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权力设置上打破权力集中强制行使的状态,实现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宪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达到维护公民权利之目的。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