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国诸子著作中孔子形象发生形变的原因

战国时期的孔子形象 ,在诸子典籍中一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真实表现 ,但与此同时 ,更为突出的则是孔子形象的变异性。在战国时期诸子典籍中 ,孔子形象产生变异的原因 ,以文化背景、孔子的影响和地位及孔子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等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

在“三言”、“二拍”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经常有一批媒婆的身影在活动着,她们有时主动出面,成为演绎男女婚恋悲欢离合故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情节线索.特别是在少女与情人见面、私定终身、大胆私奔或是少妇红杏出墙的故事中,这些作为配角出场的媒婆往往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她们的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类型化趋势：贪财图钱,利字当头;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瞒天过海,连蒙带骗.她们的形象虽不够丰满,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     

“阴阳”张力与战国诸子气观念的历史维度

战国时期,阳阴消息被视为天地大化的规律,诸子以阴阳二气来阐述天道、社会与人生,把阴阳消息之变及其运转机制之常归结为气的机理,阴阳二气包含着对立与迭运,相互构成张力而相反相成,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与自然和人文紧密关联,由此形成天人相应的战国气观念体系。战国诸子气观念的主流是与所谓天道秩序挂钩,而与宗法分封制脱钩、与人心脱钩。宗法分封观念下沟通天命神权和人心的阴阳之气,更变为系联天道秩序和功利的纽带,这是在时代剧变中对天人关系的重构,实际上诸子所论天道主要从人事中悟出来,这个天道秩序其实也是一种天命,是不受人心影响的自然天命。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诸子气观念为中国古代天道和人事一致的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     

“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

本文旨在破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既公认＂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又否定其著作权的矛盾态度，指出这是关于＂三言＂中冯梦龙作品的考定迄无进展乃至今后也难以进展的根本原因，也是话本小说研究中出现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认为＂三言＂既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则应总体上承认其著作权，从而肯定冯梦龙既无愧是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保存宋元话本的功臣，理应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春秋至战国时期修辞风格的嬗变

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物质条件和人的思维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了修辞风格的巨大变化。其表现是:从简约到繁丰,从质朴到夸饰,从温婉到峻切,从叙述到议论。     

战国古玺所见官名研究三则

在已经公布的战国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与职官相关的材料,对我们研究战国官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出土文献材料为立足点,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可知:赵玺中的"将行"是率领行伍的职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秦官"将行"名同而实异;楚玺的职官"筑邦率"是负责营造邦国城邑的工官之长;燕玺中的官名"大史",还可证明战国时燕国也设有太史一职.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论战国时期的防灾措施

战国防灾措施及能力的飞跃体现在4方面:“尽地力之教”一类的防灾措施;“平籴法”之类的仓储备荒;开渠灌溉类的防灾工程;修堤造林类的防洪举措。该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予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轶事小说。战国小说呈现与子史“互体”的自在状态,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开端。     

《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

《逸周书》是一部很重要的先秦古籍,其成书年代至今仍众说不一。我们就相关史料及是书内容,再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从词汇发展史的角度,对书中几个常用词的使用情况作了历时的考察,初步推断《逸周书》的成书年代宜在战国初期。     

春秋战国时期医患关系初探

医患关系是指医疗活动中医生群体与患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在疾病治疗领域,巫术的力量强大,巫者的存在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生的整体信任程度偏低。同时,影响医患关系的外因,除巫者以外,诸侯国间的邦交关系亦为其一。医术高明、疗效良好是医生博取患者及其亲友信任的关键因素。传世文献显示,富贵患者多是医患关系的主导者,他们已有择医行为,常因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轻视医生。医生尚不具备职业权威,患者及其亲友对医生的信任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评判或疗效。医生缺乏责任容易引起患者及其亲友的不满。患者对医生丧失信任,是医患双方滋生矛盾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还存在着交换关系,诊金的数额能否控制在患者的支付能力或心理预期以内,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之一。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水攻

水攻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利用的辅助作战方式,"以水代兵"可以漂城、灌军、沉营、杀将、灭国,具有巨大的威力。水攻与春秋战国时期堤防的修筑有直接关系。水攻的方式主要有决水或引水灌城、利用堤防淹杀敌人和半渡而击。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水攻和防御水攻的方法。     

战国鸟虫书述论

鸟虫书是我国汉字、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期”虽短,却因其极富美的韵味和感染力而为世人所关注。鸟虫书的魅力既表现在线条的虬曲、柔美,也表现在结构的对称、和谐,具有细巧华丽、神奇诡谲的浪漫主义色彩;其形体的修长、挺拔在汉字字林中更是独树一帜。考察鸟虫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它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楚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尊凤尚巫的文化习俗及老庄对精神活动自由境界的崇尚等都滋润了它的产生。鸟虫书是楚人当时审美观念、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是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