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与山林之间:晋宋之际谢灵运的出处进退历程

作为魏晋的最后一位名士,谢灵运始终徘徊于仕隐之间。一方面谢氏在氏族势力由盛而衰的晋宋易代之际,虽时过境迁仍有建功立业的理想,这种人生取舍很大程度上有其家世、才学背景等影响因素在,以至于性喜的山林也无法熄灭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庙堂心;另一方面,谢氏在庙堂与山林之间的出处进退,也可谓六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很多文士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因此,如能排除各种偏见,同情地理解谢灵运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魏晋风流及其转折之际的社会思想和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魏晋文化情结

魏晋文化情结始终是冯友兰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关怀。他勾勒魏晋玄学的发展轨迹,深切理解和多向把捉魏晋主体精神,全面呈现魏晋风流样态,凸显了魏晋玄学的历史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他重新发现了郭象,推举郭象哲学"辨名析理"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玄学研究的方法论宝库。辨名析理方法与汤用彤的"得意忘言"之法,标举魏晋玄学研究的方法论高峰,奠定魏晋一代哲学研究方法的二水分流之势。冯友兰对魏晋六朝哲学的整体统摄,助推了魏晋玄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梁祝故事与古典悲剧美学中的“以悲为美”

自东汉魏晋以来,受社会动荡影响,文学、艺术、美学以及世人的价值观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悲为美"的审美思潮,为后世中国古典悲剧美学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贡献。梁祝故事即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经典叙事文学,并在后世的发展中传承了魏晋美学的审美元素。从梁祝故事可以窥见魏晋六朝的"以悲为美"在广度、深度、延展度上的发展及影响。     

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

魏晋士人的超脱、旷达与潇洒的魏晋风度 ,构成了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一个主要标志。魏晋名理学以“自然”为逻辑起点来建构天人新义及人的价值学说 ,给魏晋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诞生从哲学基础、性命原则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末清初民本思潮探微

从3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虽然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但其认识理论仍存在不足: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追求君主制下的理想君主原型;所提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制约君主的权力。这些不足表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认识上终究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     

辽金时期的弘吉剌部及其与乞颜部关系

公元13世纪之前蒙古诸部均以部落之名见于史籍。弘吉剌部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的蒙古诸部之一。其名于辽金之际就已见于汉文史籍记载。金章宗时期,弘吉剌部独大,曾给金朝北部边境造成很大困扰。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边患,金章宗出兵弘吉剌。弘吉剌内部出现分裂,战败后依附金朝。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日本歌学的形成与魏晋六朝诗学

在日本歌学的形成过程中,魏晋六朝诗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对和歌“三序”及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父子和歌理论与我国魏晋六朝诗歌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论六朝祖饯诗

六朝祖饯诗从建安曹魏时期发端,经过两晋刘宋的发展繁荣,到齐梁之际达到高峰。综观六朝祖饯诗,应制性诗作与感怀性诗作在感情抒发和结构模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六朝是送别诗史上一个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与古代祖饯仪式活动、其时上位者的提倡及古人重别感发有着紧密的联系。六朝祖饯诗的发展在六朝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唐人送别诗有着客观上的影响。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论六朝时期"遒"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四种意义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宇文部族属浅辨

宇文部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上的一个重要游牧部族,曾对北方草原以至中原地区的历史发生过明显影响。然而不论是古代史籍记载,还是近人研究论著,在宇文部的族属问题上却始终不尽一致,或曰其匈奴,或称其鲜卑。但笔者认为,此两说均于史实不符,因而有必要重新辨明。     

六朝书论中的“骨”论

"骨"是六朝书论的核心范畴,多指对书法笔力的要求.六朝书论中"骨"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书法艺术美的根本在于力美.六朝书论中"骨"论的兴盛,缘于汉末魏晋人物品评的风习,也缘于六朝文艺批评的需要.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