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论樊德三“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作家的痛苦经历能使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在创作上。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这一思想，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明确提出...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傅雷翻译“神似”论的美学因缘

傅雷翻译神似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诸于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是中国当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译论之一,其核心是以传神为主而形神兼备。本文将神似论纳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回顾其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的演进过程,并探讨神似论在中国传统译论体系中的奠基作用及其对翻译的现实指导意义。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文学回到自身”——当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历史总结,成为周扬所谓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支配了当代文艺的发展。马列文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反映论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两块基石。新时期,通过强调文学自身规律,逐步摆脱政治控制,经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提倡和实践,文学"向内转",以文学审美论取代了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认识论,建立了"纯文学"的体制。当"纯文学"观念开始凝固和本质化的时候,进入新世纪以后,反思"纯文学"又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潮流。文学的概念被重新打开,文学观念被历史化。     

契合·共振·贯通——宇文所安论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

宇文所安基于西方文论语境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论述了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表现为中西文论在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上的契合、共振与贯通。文道论与理念论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契合;神思论与艺术想象论、《文心雕龙》风格论与西方的风格论、内外论与西方的内容形式论体现了创作论上的共振;心物交融论与摹仿论、知音论与西方批评理论体现了批评论上的贯通。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文论,可以发掘中国传统话语,实现中西文论的交互对话。在中西文论的契合中,各民族文学显示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有利于揭示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推动民族文学走向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清代“诗文评”之“集大成”

清代,诗话、词话、小说和戏曲评点、曲论及其他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说遍地丛生,"诗文评"的各种著作大面积出现,是中国古代文论"集大成"的时代。在诗论方面,许多学者的思想、著作都带有所谓"总结性"、"集大成"、"系统化"的成分,而叶燮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可谓清代诗论家第一人,其《原诗》内外篇四卷数万言,是中国"诗文评"史上少数几部最富体系性和系统性、理性思维缜密、哲理味道甚浓的"集大成"理论著作之一。小说评点的代表人物首推金圣叹,他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特别区分了叙事文学之"纪实"与"虚构"的特点;二是对叙事文学写人状物、性格刻画作了精彩论述,总结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而曲论则非李渔莫属,其《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之一部分,堪称中国古代最出色、最具系统性、吸收并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理论思想的一部"集大成"曲论著作,影响深远。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历代文论中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

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忧时讬志"、"独抒性灵"这四种创作思想,与儒家诗教传统的"圆和"精神相对,呈现出强烈的抑郁激愤的伦理情感倾向。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缘起于作家自我诉求的强烈表现欲、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对文学本质的审美把握,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学精神自觉的伦理高度上,实现了文学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最终归宗于传统和谐包容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     

略评樊德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

盐城师专中文系德三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原理》)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全面审察,揭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原理;作者所致力的,实际上是对传统文论体系的创建。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工程。“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原理从文学的内外部规律这一视角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并据此作系统的总结和探索”(《前言》),这便是作者的独特视角和总体思路。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在古代文论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心雕龙》是古代最重视"物"范畴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二十篇文章运用"物"范畴阐释其理论观点。《文心雕龙》的"物"范畴涉及创作发生论、艺术想象论、艺术表现论等多方面理论,对其展开研究是把握古代文论"物"范畴丰富内涵的一把钥匙。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愤"作为一个审美范畴

本文对中国古代美学中“愤”的理论流变进行疏理 ,从生命的角度探讨了“愤”与创作的关系以及“穷而后工”的审美评价标准确立的原因 ,区分了“愤”、“怨”的不同 ,指出“愤”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阳刚 ,而“怨”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阴柔 ,并对“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的命题进行现代反思     

古代文论之“通变”论

“通变”语出《文心雕龙》,是刘勰以《易》之发展思想为指导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概念,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论在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上研究的最高成果。中国古代文论“通变”论由产生、发展,而至成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艰难而卓绝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和观察“通变”论的发展及得失,对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艺思想,深入探索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