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从元末社会统治秩序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与实践

元朝末年,党派斗争激烈,帝位之争残酷,贪官污吏恣意妄为,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终使腐朽的元朝统治政权溃亡.继之而起的朱元璋,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明朝.为使明朝长治久安,免蹈元末覆辙,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吏的新举措,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重刑来控御刚刚建立的明朝.     

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

朱明宗室对于明朝政治形势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清兵入关之后,这一阶层的情况如何?入主中原的清朝政权对明朝宗室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清初政局和社会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笔者拟作粗浅探讨。1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长期统治,即推行了分封宗室的政策。而后,成祖以下的历代皇帝,除了在政治上严加限制、不许宗室干政之外,对于明初以来的宗室政策,一直奉行不渝。迄至明末,宗室中的亲王、郡王约近三百,镇国将军以下更不计其数,成了明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凭借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在享有优厚的宗禄的同时,还通过奏请、乞讨等方式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因而,在轰轰烈烈     

明初的重礼、崇儒及程朱理学的国家化

明代初年,基于重建秩序、消解蒙元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赢得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朱元璋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积极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化,竭力推行以礼治国的基本国策,恢复儒家礼乐等级制度,保证政治秩序的有序化;坚决消除蒙元文化旧俗,采用"用夏变夷"的政策,禁胡俗,倡汉制,重新确立了汉族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重儒右文"政策,重视并推广经学、儒学,将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官方学说。在朱元璋及其继任者朱棣的努力下,最终促使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核心。     

唐太宗与初唐经学的复兴

由于前朝经学的衰落和政权的频繁兴替 ,唐太宗在即位前后 ,为了建立和巩固唐王朝统治 ,重树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采取了尊孔崇儒 ,褒扬前代经师 ,重视经学教育 ,统一经典等项措施 ,使初唐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现了经学统一、复兴的局面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从《大诰》中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亲自参与编纂并以诏令形式颁发的四编《大诰》。这部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明清兴亡考辨

一、明亡之源 明之亡是源于自身内部的溃烂,具体些说,就是明朝统治集团的腐败,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沉沦。简言之,是明朝自亡了自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明朝统治集团与士大夫的道德沦丧,他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礼仪道德已被他们破坏殆尽,而且又没有新的思想来适应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只能沿着已溃决的思想继续烂下去,直至灭亡。     

金代文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金代作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金代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汉、女真两套并行的教育体系和科举体系.从“尊孔崇儒”和“发展女真文化”两方面对金代文教政策的研究,对于认识金代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与反腐倡廉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兴衰,朱元璋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厘订制度,重绳贪吏,整顿吏治,试图通过建立、完善封建法律制度以达到以法治吏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从而促成了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社会风尚,促进了明朝社会的稳定发展。     

现在是算这笔账的时候了!——读《算账》

“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这是四十年前鲁迅在题为《算帐》(见《花边文学》)的杂文里,深刻地揭露一切反动派尊孔崇儒的罪恶目的的名言。算什么帐呢?中国尊孔尊了两千多年,到底“尊”出个什么结果来?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鲁迅要我们“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提起过的这一笔帐”。     

金朝衍圣公封授制度考

衍圣公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专门封授孔子后裔的爵位,该爵位最初只是虚爵,但在金朝建立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国家文化,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不仅将宋朝的衍圣公封授制度引入国内,而且还将曲阜县令作为衍圣公的世袭官职,从而使孔子后裔的职务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为后世政权继续提升衍圣公的身份和地位打下了基础。     

明末清初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之探讨

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结盟、联姻等方式确立关系,将其先化敌为友,利用他们建立清政权。但满清政权建立后,清太祖皇太极采取赐名封爵、盟旗制等政策化友为臣,充分利用科尔沁蒙古族这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平"三藩",平息吴三桂和葛尔丹的反叛。努尔哈赤开创和皇太极发展的对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政策,在满族建立满清政府并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到大清建立后这段时期,满族与蒙古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不停地调整中;正是这种民族政策的调整,助满族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从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变成了全国的统治者。     

世家大族与东汉乡村教育

东汉的世家大族主要由豪强转化而来的士大夫和西汉以来的儒宗两部分构成。关注乡村教育是东汉世家大族的文化自觉,他们利用文化优势,投身于官、私学校教育,普及儒家文化,移风易俗,在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同时,他们通过兴办教育,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地位。世家大族阶层是东汉文化教育的象征。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

宋元的更替,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拒绝自救:明朝衰亡的症结所在

近三百年的朱明江山,在崇祯朝一旦土崩瓦解。学界从明朝的内忧外患及其统治机器的衰朽等多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明王朝为什么不能摆脱中国古代政权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历史命运,学报主编袁宗久先生同笔者多次谈起这一话题。受袁先生启示撰成此文,谈明朝之亡,主旨不在于明朝为何而亡,而是就明朝统治集团面对社稷危亡而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