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省长更换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由省级领导人变动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我国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动对当地上市企业投资水平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非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无显著影响,并且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存在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也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提供了一种微观解释。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最终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履行落实,意在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技术创新。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自然实验,以清洁企业为对照组、污染企业为实验组,从地方政企策略行为的视角,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央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减污效应和创新效应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央环境规制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给予清洁企业以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而污染企业会采取减少产出、迁移、产品转换、退出市场等威胁性策略,迫使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以进行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2）与清洁企业相比,污染企业一方面因治污成本增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因融资贷款用于研发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使中央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3）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央环境规制仅提升了国有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降低了中部地区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与投入水平研究

基于Logistic、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与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79.2%的企业愿意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其中80.7%的企业选择的投资水平在新增投资的20%及以下。影响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企业从业人数（1000-2000人之间）、管理者年龄、预期收益和政府优惠政策,而影响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行业特征、销售规模（3亿元及以上）、管理者学历层次（大专及以上）和预期收益。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励清洁技术创新吗?——源于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的新解释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清洁技术创新吗?"波特假说"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均肯定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但是却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有力支持,理论预期和经验结论能否一致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下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适配性。为此,通过构建非线性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利用我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关系及其背后原因。结果显示:我国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作用并未表现出单一正向特征,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制结构使二者关系呈现非线性双重门槛特性,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越显著,所有制结构的国有性质特征越明显,环境规制的清洁技术创新负向效应愈突出。政府制定环境管制政策提升环境质量时,应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和所有制结构对环境规制效果的限制。     

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比研究

本文针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各自的特点,通过查阅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从投资水平、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对比研究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的投资行为,以检验广东上市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响应程度。实证发现,在投资水平方面,非国有企业在2009年有所提高,而国有企业反而有所下降;对于投资方向,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响应政策,大力投资政府倡导的项目;关于投资效率,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投资行为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并且在转型升级后,国企和非国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数量均有所上升,而表现为投资过度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