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生活美学“癖”观念的成熟

在晚明闲赏生活文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癖"作为时代独特的审美观念也日趋成熟。"癖"一方面代表着文人审美感官力的进化,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审美客体的形式化,审美经验与规律在晚明得到了较好的总结,"癖"观念的成熟是审美的进步。然而,"癖"也意味着文人在自我生活空间中的沉溺,而缺乏海纳百川的宏大情怀,由此,"癖"的极致发展必然走向病态与畸变。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

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在晚明发展成熟。“趣”作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与“闲”密不可分。晚明文人的“身闲”转向令“趣”更多与人的感性生命相连,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体的个体趣味。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既有偏重世俗享乐、纵情极意的一面,又有超尘绝俗,寻求心灵宁静的另一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展现了雅俗交融的晚明美学趣味;并且,这两个层面的趣味实质都指向“真”,忠实于肉身与精神的真实感受,是晚明文人对传统美学趣味观的一次革命,也深刻反映了文人在发达的物质文化中的沉迷与反思。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

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在历史坐标图上,对接了宋代所产生的赏玩文化、美学.它的形成又跟明代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相关,表征着文化、美学思潮的重大变更.它是明代人对自我精神加以塑造的现象,又是生活方式、情调的替代性对象.赏与玩的整合,建构成完整的赏玩文化-美学.赏玩的审美理想和标准是"清",凝化为"清赏"、"幽赏",其背后是闲适心态.与此同时,明代赏玩的另一面却是:对象的真赝不辨、品位的良莠不齐.既氤氲着清风,又弥散着俗气;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展,又体现了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它从一个视角,展现了明代繁华而虚热的整体社会、文化状况.对明代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思潮的评价,学界似乎太过,应考量其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相并存的性质.从赏玩中诚然可以看出明代人会生活、懂艺术,精细、精致、精约.但缺位的却是美所最具活力的"气韵生动"和原始生态以及中国文化、美学最基本的民生关切、人文关怀精神.以此冰山一角,可以读解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原因.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晚明尚茶之风对江南文人园林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茶饮与园林在许多层面都有共通之处.古代文人的饮茶生活对园林空间的构筑与功能带来直接影响.本文从晚明江南文人的尚茶之风入手,以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茶书、文人小品、日记为据,分析了长物集群的晚明文人市隐生活中,普遍的尚茶之风对于文人园林的物质空间、园居活动及精神意趣的作用与影响,揭示了晚明文人茶文化与园林之间的深层联系.     

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

通过史料的搜集与研究,采用归纳、分析等方法,从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演剧史诸角度,探讨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认为: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的兴盛是晚明戏曲繁荣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拍曲制乐、调教家伶、顾曲赏剧乃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文人园林社集或闲常的社交雅聚亦往往附带演戏唱曲.作为文人文化的具体表现,晚明文人颇为频繁的园林观演剧活动既是其生活情趣与艺术才华的显现,对于戏曲的发展亦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意义.     

晚明小品类型论

独特的士林文化品格造就了独特的晚明文人,而他们情有独钟的小品文,恰如一面镜子,反映出他们独特的心态.山水小品清新隽永,追求真趣,想象奇特,融俗于雅.闲适小品澹泊从容,富有闲情雅趣.追求闲适,是晚明文人崇佛向道、淡泊避世的一种方式,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一道人文风景,也是他们掩饰其内心失意和焦灼的自我安慰.香艳小品放荡不羁,纵情声色.打破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道德之后,晚明文人一反常态,恣意纵情声色.这与个性解放思想和"尊情说"的影响有关,也与文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风流"雅好"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在他们放浪行骸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仍是一颗颗抱负不得施展的焦虑、困惑的心灵.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徽州、淮北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

作为化外之地的古徽州,因北方长期战乱,引发北人多次南迁,中原世家大族有的徙居徽州,子孙繁衍,聚族而居,徽州也直接继承了中原文明。淮北在北人南下中起了桥梁和中转站的作用,当然也不乏北人留居淮北等。明初政府对淮北凤阳府实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政策,晚清太平天国战乱,江南人大量逃亡淮北等地区。这样,淮北成了外来人口杂居的社会。徽州社会长期相对安宁,经济富庶,文化昌荣,文化特色独树一帜。淮北在北宋及之前,虽有北人南下,但自然和人文环境总体尚好,文化名人也层出叠现,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黄河夺淮入海和金兵犯淮,淮北文化开始凋零荒芜;明初江浙文人的大批迁淮,又使得淮泗文化稍有复苏;至晚清文化持续凋零。     

“情”与“节”的变奏——晚明文人传奇节妇形象略论

晚明文人传奇中节妇形象的大量出现与"有益风化"的戏曲创作传统、统治上层的提倡、思想界的颂扬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明初期传奇中节妇形象更多是囿于道德规范的伦理表达相比,晚明传奇中节妇的"贞节"具备了更多情感的内涵,由"为理守节"转化为"为情守节"。然而,女性贞节内涵"情"的注入是以强化女性贞节观为目的的。文人作家即便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颂情的同时不敢忘却"理"的存在,不约而同立足主流文化填充儒家女性贞节观内涵,将看似不相容的"情"与"贞"以"情教"、"情正"等理论统一在一起。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对徐渭《论中》的再思考

徐渭的《论中》一文,针对中晚明文坛的复古逆流,提出了新型的"圣人观"、"贵因不贵博"的文化继承观和"彼古我今"的文学发展观,并以自己的切身实践,推动了晚明文学走出复古主义的阴影,走向文有新变、代有所胜的新阶段。这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经典的传承与重构这个大话题,不无启示。     

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为什么

一、为什么北京城成为十一朝古都从远在三千年前的周朝,蓟(今北京)就成为一朝古都,其后燕、前燕、大燕、中燕、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加上民国,共计十一朝古都. 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选择北京为都城?原因很多,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一个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北京这块风水宝地.     

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纪昀评点《玉台新咏》管窥

纪昀评点《玉台新咏》是其《玉台新咏》研究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点中论析源流,品鉴赏读,渗透着纪氏一贯的诗学思想,贯彻着成熟的批评理念,包括肯定"情"为诗的本体,体悟作诗说诗之法,体现沿波讨源的史学意识等方面.对于诗教法则的严守与变通,使评点交织着通达之论与迂腐之语.由此映照出正统派文人对艳体诗的复杂态度.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中国传统史学白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为实质的。     

论晚明士大夫歌妓词的新变及其心学意蕴

晚明士大夫歌妓词是程朱理学禁欲思想消融之后的产物。晚明士人对歌妓的爱赏,就歌妓之美而言,没有停留在肉欲层面,而是上升到审美层面,以"态"与"韵"来观照歌妓;就歌妓之艺而言,除了歌舞技艺,更推重其诗词书画等文艺才能;就两性之间情感而言,大多能去除逢场作戏之虚情,而以真切、诚挚、深厚见长。晚明士大夫歌妓词的这种新变,与阳明心学"求乐自适""好色之诚"等观念流播中的变异及社会风尚的推动密切相关。     

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

文学、文化与古文辞的互动,在晚清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日记作为古文的变风变雅,晚清桐城诸家情有独钟。作为其代表人物,郭嵩焘既是古文高手,又身兼洋务大员和首任钦差使臣。他放大、扩容古文而写就的外交日记《使西纪程》,以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替换了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标示着古文随着"西学"的输入自身发生了深刻的新变。由于其真实、理性、高雅,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由此震撼了晚清帝国。但亦因此文字贾祸,负独醒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