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论康德的“勿说谎”是一条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康德将“勿说谎”纳入义务论范畴,并将之视作理性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基于不同的康德著作,学者们在将“勿说谎”理解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的完全义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在分析康德关于义务类型的不同划分基础上,从德性与法权的区分出发,认为不管是依据康德文本还是其义务理论的内在结构,“勿说谎”义务都应该被理解为一条对于自己的完全义务。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当代西方道德动机理论研究阐微

道德动机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要澄清的是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者的行动激发中发挥着更基础和更根本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来自被恰当定义的欲望,动机康德主义理论认为行动的动机来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这一问题对伦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最终的论断是欲望占据基础地位,那么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情感主义的结论,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非认知主义和非实在主义的结论;反之,如果最终的论断是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占据基础地位,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理性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     

普遍性与相互性——论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分野

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的真正区分 ,既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利益”上的差异 ,因为康德道德哲学也讲利益的问题 ;也不是通常所谓的“动机—结果”上的差异 ,因为功利主义的行为也有动机的问题。二者的真正差异在于方法论方面。康德为了全面贯彻其先验的方法而在道德领域中强调法则的普遍性 ,而功利主义则“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的原则下 ,立足于个体的立场 ,关注个体间的相互性问题。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论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

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在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都必须在相互共存中协同发展,互相利用,交替作用。二者关系中,有时也有主次之分。一般说来,民族道德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政治道德又必须为国家政权服务。除非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直接为政治建设服务的政治道德也会随之消亡,而民族道德则会随着民族的相对延长而再存在一个时期,但终归亦会消亡的。到那时,政治道德消亡后的民族道德将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融于人类道德。从这点来看,民族道德存在的时间比政治道德存在的时间或许要稍长一些。     

道德榜样与道德人格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道德理想,这包括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一批先进的道德榜样.道德榜样之所以有力量,能够感染人,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人格中的其他成分,如智慧、能力、知识、思维、形象、身份等,而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中所散发着的人性光芒.学习榜样,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必须完善道德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的道德评价,养成道德习惯,提升道德境界.     

道德信仰: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

道德信仰的本质就是人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是人的社会之我对个体之我的超越;是精神之我对肉体之我的超越;是理想之我对现实之我的超越;是无限之我对有限之我的超越等。     

道德教育重在道德实践

道德教育重在道德实践 ,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的内在规定。当前德育成效低微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在于过分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知识性、系统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 ,忽视了主体的内在需要和道德体验 ,使本应充满生命活力和育人魅力的道德教育 ,逐渐走向了纯道德理性的空洞说教。因此 ,必须切实转变教育观念 ,采取有效措施 ,把道德教育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移到重在道德实践上来     

道德冲突与道德选择

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置身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经常会涉及到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问题.在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关系着职业工作的社会意义,也是对自身能力的重大考验.面对道德冲突,走出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必须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加强制度保障,并通过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确立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     

从道德纪律到无痛道德

在传统道德理念失去光辉的时候,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正在被现代的人们认真地经营着,标志着市场经济下一种全新道德形式的生成。这些具有非指令、自我性的新道德形式给人们的启示是：尊重个体道德选择性的要求,正视＂无痛道德＂的存在并给以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体现新权威的无痛道德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承认并正视道德回报,以法的形式使道德变轻松,道德情感的世俗化。     

道德权变与道德冲突的消解

权变是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需要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权变作为一种方法论始于孔子,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思想家阐述了自己的权变思想。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变在中国古代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概况;介绍了道德权变和道德冲突,以及对道德冲突的分类;提出对道德冲突的消解方法。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及其相互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中的道德惩罚

加强我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需要运用道德惩罚的手段。文章在界定“道德惩罚”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道德惩罚的根据、范围、机制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