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六十年来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时空变化与应对策略——基于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区域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减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利用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城乡分布三个方面对近60年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黑龙江省朝鲜族人口总数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态,人口密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在保持集中分布"两片三点"总体态势下,呈向各级中心城市集中的向心化特性。人口发展中还存在着人口数量下滑过快、人口分布集聚区萎缩、民族文化传承受阻等诸多问题。据此提出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发展民族集聚区经济、建立民族文化乡村、发展民族教育等建议。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所见汉代的人口问题

2006年公布的纪庄木牍《户口簿》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统计资料。这份户口资料,对我们认识西汉前期全国的人口数量、各乡的户口数量、八月案比制度,都提供了新的信息,深化了对汉代人口问题的认识。     

哈尔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与政策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哈尔滨市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农村工作实际的研究,首先指出哈尔滨市乡村治理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其次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解决哈尔滨市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并提出"乡政村治"向"乡政自治"转变和"乡政自治"向"乡村自治"转变的两步走战略,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问题。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乡村旅游地碳汇资源的构成、特征与碳汇价值研究

乡村旅游地位于广阔的乡村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碳汇资源。通过文献分析法与实地调查法,研究乡村旅游地碳汇机理问题。乡村旅游地自然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乡村旅游地碳汇资源是乡村系统中能够清除、吸收、贮存大气CO2的陆地生态区域,包括农田耕地系统、乡村林地系统、乡村湿地系统与乡村草地系统,具有类型多样、数量丰富、品质有异、动态变化等特征。乡村旅游地自然系统中的绿色植被从大气中获取CO2,经由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物质,部分通过植物凋落分解转化成为土壤碳,其碳汇价值由既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碳吸收价值与碳储存价值组成。定量地估算乡村旅游地碳汇水平以及基于碳源／碳汇估算的乡村旅游地碳中和实现路径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李白何时初入长安考辨

就李白初入长安在何时的问题对前人的推论提出质疑,根据一些记载李白生平事迹的"碑"、"碣"、"序"透露出的消息,与李白的相关诗句相互印证,并与后人对李白事迹的考证相联系,得出李白并非如前人所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未出过川,而是在开元三年至五年间就已经到过长安的结论。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从《宰惠纪略》看晚清知县的乡村治理

《宰惠纪略》是光绪年间柳堂任山东惠民知县时的施政记录,在这一历史文献里,柳堂乡村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乡村治理的区域特征、晚清知县乡村治理近代嬗变的历史轨迹,乃至知县传统乡村治理的一般特征,都得以充分地体现。柳堂近代化的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不仅早于清末新政,也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生活美学”视域下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三个文旅项目为例

作为一种新的审美范式,"生活美学"既是对美好生活的美学诠释,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美学实践。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的富足,也是精神的充裕。重庆三个乡村文旅项目的成功建设表明,乡村振兴既是物质财富积累的提升,也是日常审美体验和乡村生产生活语境的全面融合。清风场乡建田园对乡愁的呼唤、三河村土陶厂对"非遗"文化的承传与革新以及仙女山懒坝对在地艺术的激活无不彰显了"生活美学"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再现方式,在引领美丽乡村建设、驱动产业转化升级、助推乡村文化复兴等方面为推进重庆乡村振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美学路径。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     

三国西晋人口初探

由于政局的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以后到献帝年间，是中国人口数量不断急剧下降时期；三国中、前期（公元２２０－２６２年）是中国人口数量由减少到趋于稳定时期；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三国中、前期中国的人口数量约有１９００多万，西晋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时的中国人口数量约有２４００多万，西晋时期（公元３１０年左右）中国的最高人口数量约有３７００多万。     

亲子运动会趣味多

快为"幸福家庭"比赛鸣锣加油!瞧,这是锦州市太和区女儿河乡中心小学与乡计生协会在校园里举办的留守儿童亲子趣味运动会。由老师、"代理妈妈"和孩子们组成的"幸福家庭",通过趣味比赛体验亲情,享受天伦之乐,让留守儿童幸福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