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但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成立,国内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研究基于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不可再生资源、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省际层面成立,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反而受阻;产业结构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尽相同,相对于非资源型地区,第三产业在资源型地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最后给出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服务型产业等政策性建议。     

“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传导机制:理论与经验

该文从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经过理论分析与经验的验证得出:各省份间生产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和资源产业的特质使资源富集地区的优质生产要素向区外转移,国内产业分工的形成使得资源富集地区成为其他省份原材料的供应地,造成资源富集地区形成越来越单一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政府短视和财政幻觉的作用下,资源富集地区易丧失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机,最终使其产业结构固化,产业升级受阻,陷入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维持经济发展的陷阱之中。     

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到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与地区经济增长呈“∽”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海岸线长度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到达港口城市的距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区域特色的滇西北产业发展研究

滇西北地区作为我国多种资源富集的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区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落后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三、二、一＂模式。作为一个发展潜力很大的地区,区域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任务,如何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文章提出了产业发展的对策。     

专利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针对我国专利激增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迷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创新悖论”现象,基于中国200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利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专利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推动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超过门槛值,即产业结构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时,代表模仿创新的非发明专利比代表自主创新的发明专利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宜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应与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相匹配。     

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文梳理了包容性增长核心理念及其特征,从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教育科技等四方面分析了制约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包容性增长为新视角,提出了实现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均衡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及对策。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尤其是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后,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给;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西部资源型城市反锁定安排与接续产业的发展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生,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锁定”,如何超越其“制度的可能性边界”,突破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前景提出发展接续产业、实现反锁定安排的对策选择。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基于2013—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四维视角构建我国省际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我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SAR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2013—2018年间呈现出上升趋势;(2)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和"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3)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4)城镇化、人力资本、政府行为、经济增长水平、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均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正面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测度方法,为研究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提供了新视角.     

论生态现代化视阈下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以淄博市为例

趋于资源枯竭的淄博市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矛盾和问题,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粗放型生产和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产业结构,不但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而且严重破坏了淄博的生态环境,这对淄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建设无异于雪上加霜。资源枯竭已经成为悬于淄博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严重制约和影响着淄博市生态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淄博市应该从经济、社会、政府、机制、生态、文化等方面进行城市转型,必须直面后备资源匮乏、储采比例失衡、产业结构畸形、接续产业弱小、管理体制不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力促各类资源的节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由资源枯竭城市向综合型城市和循环经济型社会转型。这是淄博市生态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惟有通过发挥淄博的生态优势,推进淄博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全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生态现代化目标,才能实现淄博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三个视角,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总体上还是分三大地区来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均为正,即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节能减排引导低碳经济,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实力、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碳金融助推东部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审视和路径分析

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战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重要途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理出发,借助就业与产出偏离的思路分析了我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产业偏离"现实困境。在厘清带来这些困境的深层原因基础上,提出构建层次丰富的直接融资体系、优化政策性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增强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产业政策等方面改革是实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典型案例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尽管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资源与投资拉动,能源、资源等主导产业综合开发利用效率不高,城市化率偏低,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等问题。通过分析指出,西部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源产业的发展,资源产业开发中的制度与结构缺陷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高投入、低效率、低共享性的特点,进而提出从根本上转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措施。     

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既面临着资源、土地、环境、国际市场等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也面临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一些新的机遇.在对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重复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而应当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并在重点产业选择、产业结构高度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想法和建议.     

新常态下陕西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户县为例

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陕西西安的副中心城市户县为例,研究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增量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测算户县国民经济中的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由此提出陕西县域应在依托丝绸之路辐射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提升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及时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重视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合理布局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研发资本存量等因素可能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来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基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因素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当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地区经济规模低于门限值时,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显著;上述因素跨越门限值后,促进作用显著且促进效果增长。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机制,通过引入地区客观条件这一因素,解决了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研究的争议,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分析和对策研究

在我国,西部地区一直被认为是资本匮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长时期走的是以资源开发为主的道路。随着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以资源禀赋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受到了挑战和冲击。所以要实现西部经济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东西部的协调平衡,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只有采取合理的对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其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早日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繁荣。     

西部资源富集区新农村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为了探讨中国西部地区资源富集区新农村建设的状况,采用文献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增长质量与发展能力,结果表明西部资源富集区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很快,但是由于资源工业的产业链条短、就业弹性低,形成了"国富"与"民穷"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西部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同时要以富民为目标,提高西部资源富集区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能力.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中国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综合的环境污染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标,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将经济增长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并控制产业结构等因素后,环境污染程度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中国省际层面得以验证;同时,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也显著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关注并加大对人类发展的投入力度,是解决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两难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