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侯刘贺奢葬僭制问题探讨

通过考古发掘文物和文献资料结合分析,海昏侯刘贺墓存在奢葬僭制的消费问题,主要表现在陪葬品奢靡僭制、墓园规模僭制、封土高度僭制、棺椁尺度僭制、礼制建筑面积僭制等方面。与汉代其他王侯墓葬相比较,海昏侯刘贺丧葬消费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巨量铜钱与黄金陪葬,肆意挥霍钱财;二是万余件随葬器物,浪费大量的物质财产;三是海昏侯墓超越汉代其他列侯墓的葬制。海昏侯刘贺丧葬消费出现奢葬僭制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一是世俗奢靡,厚葬盛行;二是宣帝默许,促成奢僭;三是刘氏敛财,随葬解郁。     

“海昏”名义续考

刘贺因霍光择定,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然而仅27天即被废黜,成为"故昌邑王"。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刘贺被封"海昏侯",移徙江南。霍光、刘贺、汉宣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西汉政治史值得深思的现象,而"海昏侯"名号的含义也值得关注。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象征意义。除《"海昏"名义考》一文所举诸例外,又有"冠军侯""博望侯""定远侯"等可以引为同类。而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亦超出当时豫章所属"县邑"规模。由此亦可推知"海昏"确实"非县邑名"。     

海昏侯墓大起底

2016年3月2日,《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始展出,备受瞩目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身份终于揭晓。多重证据最终确定,墓主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自2011年启动考古发掘以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已经出土了各类精美文物2万多件,创下了国内考古多个第一。那么,这座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古墓,为什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

根据汉代侯国职官制度,海昏侯国职官制度相对完善。在行政职官中,设置相1人,官秩400石;丞1人,秩200石;尉2人,秩200石;又设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若干人,皆为百石以下斗食少吏:分别主管海昏侯国的吏治、民政、赋税、诉讼、治安等行政事务。在侯国家臣职官中,设置家丞1人,官秩比300石;仆、行人、门大夫各1人,庶子1人,先马、中庶子14人。此外,海昏侯国家臣中还可能有傅、主簿、舍人、私府长、食官等职官。     

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

刘贺政治生涯中受玺书赴长安的情节值得注意。史乐成等受命征王,乘七乘传,体现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刘贺行进速度体现的交通效率,透露出个人性情。而行途表现受到的道德谴责,与后来在皇帝位时行淫乱罪名有一定联系,也有探析的必要。比较汉文帝刘恒自代入长安与刘贺自昌邑入长安行程,也可以有所发现。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刘贺在西汉政治史中的地位以及昭宣之际历史进程的若干特点。     

论刘亮程散文中的孤独体验

刘亮程的散文中有一个并非全部"人化"的孤独者谱系,他们是作者与世界的纠葛关系中体验最为真切、自然和随性的那类孤独感受的具化形象。孤独者最终体验的向度是死亡。在作者的心目中,不仅生者的灵魂是孤独的,甚至连死者的灵魂也是孤独的。对自然生存的思索,契合着刘亮程心灵中关于反抗孤独的主题。刘亮程散文以"注定孤独"的理路和"反抗孤独"的意识凸显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     

郑和信仰归属辨析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因身份的变化,其信仰也变得复杂。学术界有人认为郑和是位多信仰者,但根据史料分析判断,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呈现于世人,即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     

郑和信仰归属辨析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因身份的变化,其信仰也变得复杂.学术界有人认为郑和是位多信仰者,但根据史料分析判断,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呈现于世人,即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

李贺诗歌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被誉为“长吉体”。“长吉体”具有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等艺术特征 ,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李贺诗的悲剧意识

中国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李贺诗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表现出彻底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历史价值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论李贺诗绚烂色彩中的悲剧意识

打开李贺的诗,扑眼而来的是奇光异彩的诗句,是秾丽繁复的色彩。在李贺的笔下,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或是没有名称,或是没有形状姿态,而被突显的是其色彩。李贺的色彩异于唐代所崇尚的清新自然,它秾丽怪异,光怪陆离,展现出奇诡非凡的美。李贺用色彩来描述世界,表达他短暂而悲苦的生命体验。本文试图从其特异而绚烂的色彩中解读诗人用生命意志建构起来的瑰丽而痛苦的艺术殿堂。     

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