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在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即历代政区的变迁呈现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共存,设置政区的等级和密度受人口、形势、经济影响很大,县级基层政区较为稳定而一、二级政区变动较为频繁,边疆政区设置受民族因素强烈影响而出现与内地政区的差异。这些特点,是符合中国历代王朝对广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行政治理需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以至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

东汉在大部分时间内推行的是郡(国)县二级制。对东汉郡国的探讨,可谓理清东汉政区演变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     

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

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为首都。六朝之疆域范围,吴、陈两朝最小,晋末宋初最大。为了疆域的维持与国祚的延续,六朝在军事上,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或守河以保河淮之间,或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或守江以保江南根本。六朝为了治理疆域而建置的政区,因受具体时代背景与特殊国情的影响,表现出几个主要特点,如政区层次增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混乱以至过滥,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等等,这又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如外重内轻从而导致割据与动乱,军政合治从而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机构重叠、官吏冗滥从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其结果,便是隋朝灭陈后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     

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渊源初探

历史时期重庆地区曾使用过的政区名称较多,据笔者统计,通过文字资料记载保留下来有具体得名解释的政区地名101例。在命名渊源上包括因山脉得名、因河流得名、因方位得名、因年号得名、因姓氏得名等诸多类型,其中又以因河流得名为最多。不同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隋唐时期重庆地区产生的新政区地名数量最多,宋代产生的祥瑞美愿政区地名较多,元明清时期新的政区命名主要集中在今渝东南地区,民国时期政区地名主要是以更改重复地名为主。     

简论近代绥远地区的政区沿革

近代绥远地区的政区较之清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笔者在描述近代绥远地区政区沿革的基础上总结了绥远地区政区沿革的原因及特点并试图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对绥远地区的改革做出客观的评价。     

简论近代绥远地区的政区沿革

近代绥远地区的政区较之清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笔者在描述近代绥远地区政区沿革的基础上总结了绥远地区政区沿革的原因及特点并试图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对绥远地区的改革做出客观的评价。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政区名勘误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中文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参阅教材,影响深远。该教材在＂作者简介＂、＂解题＂和＂注释＂中涉及政区名时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旧称,目前使用的2002年版仅中编第二册就有141处之多,涉及97个政区名。教材应体现时代性,对其进行勘误,很有必要。     

论雍正年间的政区变动

清代政区的调整与变动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而以雍正一朝尤巨。雍正皇帝胤禛在位仅13年,但对全国府州县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适应其赋役改革及吏治整顿的需要。政区整顿是雍正朝各项整顿措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胤的政绩之一。本文拟就雍正年间政区的变动状况、动因及其得失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1 清王朝满洲贵族靠武力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全国的统治秩序。清军入关之初,民族矛盾相当尖锐。顺治皇帝定都北京时,深感天下逋定,尽可能减少容易触发民族情绪的政治措施,力图安定社会秩序,所以顺治年间很少去更动明代的主要政区形式以及省府州县     

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奏谳书》所反映的汉初政区地理与司法管辖--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三

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和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的研究,揭示出汉代司法管辖以地区管辖为主的特点,对案件的告发,以及对相关人犯的逮捕、鞫讯、审判一般均由案发地的司法机构管辖,如有疑狱,并向所属上一级的司法机关奏谳.汉代的行政管辖与司法管辖是一致的,因此,从历史文献及出土简帛记载的有关汉代不同时期案例的司法管辖关系中可以窥探汉代政区地理的沿革和演变.本文尝试以这种新的方法和角度为依据,举例探讨了汉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尤其对<汉书·地理志>中关于陈留郡的设置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     

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

云南的政区地名始于西汉中期,此后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其大体上呈延续发展的情形,相对稳定而又逐渐变化,各朝代相对于前代都有数量不等的一些增减,改易也时有发生。隋至唐前期,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政区格局经两个王朝前后相继的积极经营而建立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区地名组群,将云南政区地名的发展史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代以来的政区地名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整体性的、大幅度的更迭。导致这一次大变迁的原因,一是云南各地部族分化状况的较大变化,二是羁縻政区制在云南地区的普遍推行,三是隋唐政区层级制的变革。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读史方舆纪要》数据库建设中地名解析的原则与方法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山东沿海城市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合作研究

山东沿海城市带主要涉及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滨州、东营、济南、淄博九个城市,实现九市地方政府的跨政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促进山东沿海城市带以及整个山东省经济、社会高效发展的有效手段。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主要通过"核心-外围"式和平级城市间合作两种模式在产业、交通、旅游、生态环境以及科技人才方面开展合作,其主要合作机制分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区域性发展规划以及行政协议三种类型。各城市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跨政区合作的组织机构缺位、跨政区合作的政策工具残缺、跨政区合作参与主体单一、跨政区合作常态化程度低等问题。今后应该从健全合作的组织机构、完善跨政区合作治理工具、扩大跨政区合作的参与主体、保证跨政区合作的常态化等方面着手以促进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区域协调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     

福建政区地名考四则

《临汀志》说汀州治所有四，经考证有误，汀州治所仅有一迁。《早唐书·地理志》福州辖有“梅青县”当作“梅溪县”；而县又为场之误。《中国历史地图集》之释文谓至元三年南胜县所迁之治即今平和县也有误。元时期福建行省的置度分合颇为频繁，但论者甚少，这里特作资料补充。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和政区的“由虚入实”——以州制为例

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常通过设立中央监察派出机构来加强对地方一级政区的控制,但随着监察区机能的转变,这种监察区即虚设政区就会转化为新的政区实体,而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又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政区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的,它们一起推动着地方一级政区的不断嬗替和政区的＂由虚入实＂。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州、唐末之道、宋之路等地方一级政区就是由这种监察、转输等派出机构转化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