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小产权房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乐安县移民村为例

小产权房的购房者在购买房屋后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小产权房介于农村集体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模糊地带,法律一直未对小产权房问题明确表态。这使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既不受规制又得不到保护。以实证调查方法为基础,通过走访江西省乐安县,考查当地移民村建设与使用中滥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小产权房应当合法化以及合法化途径的问题。     

购买者视角下的“小产权房”问题探析——以太原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迅速发展,太原市的房价节节攀升,城市的高房价使得消费者的实际购房能力下降,在高房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小产权房＂应运而生,并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购买者的角度,探讨＂小产权房＂带来的好处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论宅基地转让和小产权房买卖中的“外来户”——基于分家传统的视角

制度化的分家实践产生了对备用宅基地的稳定需求，是农户拥有可支配的富余宅基地的根本原因。"一户一宅"规定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下有其必要性，但不符合农村生活实际，制度化的分家实践使得"一户一宅"规范具有难以操作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购买宅基地或小产权房的人被生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村民称作"外来户"，该称呼隐含了"外来户"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权利和义务"的缺位。在村民们看来，"外来户"未能在村民们组成的共同体内参与各种日常活动和重大事务，未履行相关活动所要求的诸多义务，因而不能被视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成员，"外来户"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履行义务的缺位直接导致了相应权利的缺失，这是"外来户"难以和村集体内的村民获得相同拆迁补偿、面临拆迁补偿时又倾向于认可再次补偿出卖方的原因。     

城乡统筹背景下“小产权房”法律调控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小产权房"主要是指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所建用于居住的房屋,其外观上欠缺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权利证书。"小产权房"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与其他权利对抗时处于弱势,司法救济不充分。在成都统筹城乡建设过程中,突破集体建设用地范围、流转管制,一定条件下允许农民宅基地、住房流转等破解城乡土地二元体制的做法为"小产权房"的命运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样本。立法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小产权房"分别予以不同的调整。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与社会支持——以武汉市为例

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不断涌现,成为庞大农民工人群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武汉市调查显示,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多源于家人,而社会交往支持与信息支持状况恰与其自身特征相关,显示出支持状况较好。同时经检验,支持内容分别受到健康状况、收入、受教育程度、工作领域等因素影响。因此,针对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需要通过不断强化非正式支持,增强正式支持,并努力寻求专业支持,从而为他们构建一个稳固而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城市拆迁纠纷解决机制实证研究——以安置补偿纠纷的行政裁决机制为中心

课题组对s县的拆迁行政裁决机制进行了全面调查。该县行政裁决机制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以“和谐拆迁”为指导思想,其二是多元化的调解办案机制。行政裁决的客观效果表现较好,但主观效果则不尽如意,并未消除当事人内心深处的冲突。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现行裁决机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裁决主体不具备中立性,其次是裁决程序具有相当的压制性。拆迁行政裁决机制的未来应从问题导向转向从根本上化解纠纷、消除不满。为此,在选择法治化的行政裁决模式的前提下,应分离拆迁管理与拆迁裁泱职能,适当扩大拆迁裁决的受案范围,改革现有的房屋价格评估机制。     

社区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及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治理社区小商贩一直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对社区小商贩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社区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充分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的客观要求。武汉市开展社区"一照式"备案管理开创了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新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模式"。在新形势下,创新小商贩社会管理机制应遵循"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精简程序、提高效能"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的基层管理职能,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就业权益。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辨析——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是如何确定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山西省太原市2003年大规模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之后,不断探索和践行新的拆迁补偿标准,经历了没有统一标准、以"房"为依据制定补偿标准、以"地(宅基地)"为依据进行补偿几个不同的阶段。以"房"和以"地"为依据进行拆迁补偿,各有利弊。在今后城中村改造中,最合理最科学的拆迁补偿标准应是以"人"为依据进行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     

城中村拆迁补偿的模式选择——以山西省B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中村成为城市化改造的重点,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成为村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村民的切身利益。本研究从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模式作为切入点,阐述我国现有的补偿模式,并结合B村的实际情况,分析现有补偿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一个使村民利益达到最大化的合理的补偿模式。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从被拆迁户的基本情况和拆迁补偿情况两方面分析,从而分析问题得出结论。B村存在补偿模式单一、标准偏低、补偿模式没有考虑土地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构建的合理的补偿模式应该包括货币补偿模式和非货币补偿模式,并指出非货币补偿模式必须涉及的三个方面:宅基地作价入股、就业和医疗养老。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临夏州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认为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化解应当在尊重其传统文化和习俗基础上,实现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在重视国家法的同时吸收民族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重构农村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江苏省D村为例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而影响巨大的转型变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各种纠纷也在不断交织、凸显,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需要进行调整。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新建构,变得更加紧要。本文立足于社会转型期农村的时代背景,以江苏沿海城市的D村为研究对象,从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入手,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存在的纠纷及特点进行考察,尝试探讨农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有利于实现现代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非自愿移民的社会资本补偿——以丹江口库区移民为例

根据对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和老移民的问卷调查,从社会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两个角度,分析了非自愿移民的资金资源、劳动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情感资源。结果表明,亲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库区农民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工友、同学等关系开始显现出作用;迁移的风险与待迁移民的担忧比较一致;社会资本的各部分损失并非均等发生,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会下降;采用收入倒推法和替代成本法计算移民的社会资本损失,得到户均社会资本年补偿标准在1 888—2 285元之间,补偿年限的上下限分别为20年和12年。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残疾人社会需求问题研究——以武汉市残疾人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残疾人的社会需求及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采取整群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等方法,在武汉市抽取了1 000名残疾人为样本,从康复需求、教育需求、社会交往需求、社会保障需求、就业需求五个方面对残疾人的社会需求进行了定量的描述与分析,以期为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下)——以明清为契入点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我国司法制度的法治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历史是无法摆脱的。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新知识为支持 ,文章指出 :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 ,有很强的自给性、封闭性 ;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 ,法律极端重视礼 ,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社会崇尚和谐 ,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传统社会的整个宏观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社会条件等诸多合成因素决定了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城市外来人口就业中的社会排斥——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社会排斥"问题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最不和谐的现象之一.目前的"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联.而且更可能与就业相联系.在对武汉外来人口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消费排斥争工作福利拂斥两个层面,能力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工具性排斥的影响因素统计不显著.因此,消费排斥和工作福利排斥及其关联领域将是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反"社会排斥"的政策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