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模式的构建

网络政治参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舆论生成和政治效应两个环节,缺一不可。解决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必须系统的分析网络政治参与是如何生成以及这一参与行为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两个环节入手,通过剖析三种传统的理论各自的优缺点来构建一种全新的网络政治参与模式,并通过分析这种新型模式对媒体议程、网络公共领域和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使网络政治参与能够遵循一条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网络政治参与概念辨析

网络政治参与概念厘定是进行网络政治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网络"侧重指互联网,"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以一定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的旨在影响政治过程的政治行动。文章对当前学术界一些似是而非、富有争议的定义进行了科学辨析,并对网络政治参与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要件和要素,以期为网络政治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政治动机、政治技能和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公民自愿模型的分析

基于公民自愿模型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影响显著,其中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技能和作为社会网络的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政治动机包含的两个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中,则政治兴趣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因素的思考与批判

网络政治参与以其独有的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渠道,并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非理性因素对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极为重要,规范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无论是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有效性,还是对于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政治参与和有序政治参与的 基本内涵分析

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政治参与是公民或公民团体采取一定方式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构成、运行和规则的行为。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或公民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渠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系统决策和运行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分析,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体现合法、秩序、理性、适度四个主要维度。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特征--基于多项式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网络问卷调查构建了多项式回归模型,从人口统计特征、网络基本使用特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特征和对网络政治参与效果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与特征进行了探讨。这些特征主要是:参与主体为年纪轻、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赋有理性的群体;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与网络话语权并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对立的;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微博在网络维权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自我实现。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网络政治意识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基于结构化理论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网络政治意识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政治意识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政民互动意识和网络信息公开意识对网民参与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公众得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各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获取和拥有的改变可能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公众网上的政治参与水平已和传统参与形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网下。公众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产生交互效应,对网下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政治知识也直接正向影响网上参与。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更知情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更积极地以互联网为渠道实施参与。同时,网上政治参与成本的降低使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力的直接表征;政治知识是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管理者和研究者应思考如何以制度化的安排搭建公正、有活力的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数字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负面影响及其应对

当前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较高,并呈现出了其自身的特点：开放、自由的方式,“草根式”自下而上的形式、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并存。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促进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塑造大学生独立的政治人格,但也存在着政治参与信息来源不可靠、容易形成“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根据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特点,应该从制度规范与精神文化两方面引导大学生有序、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