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特征及职权发展逻辑

本文探讨我国人大制度在组织结构、功能职权和议事程序方面的制度特征。我国人大代表结构比例需遵循“均衡性”原则;“四个机关”的性质与地位使得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功能职权具有“复合型”特点;“工作型”议事模式侧重人大常委会的运作和集体职权的行使。各级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宪法法律明文列举职权的同时也探索其行使“默示职权”的空间,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探索人大制度创新空间的同时应遵循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原则。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结构组成和功能职权的上述特征体现了我国人大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也蕴藏着人大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法理

民事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科学的民事简易程序设计,应当遵循平等接近正义、协同型诉讼模式之审理、程序设置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程序保障以及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等基本法理的要求。     

论诉调对接的法理基础与价值诉求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在能动司法理论的基础之上,能动司法理念在内涵和特征上为诉调对接机制的创建与实施提供了法理支撑。对诉调对接的社会功能不能做过高的期望,其价值取向应定位于实现诉讼与调解的平衡,实现新时期调解制度的重构;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法院案多人少、诉讼压力沉重的局面,还有赖于司法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     

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价值取向与立法展望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应坚持特别保护、全面保护和最大利益保护的立法价值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网络安全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体现出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决心与信心。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应以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立法价值取向为理论基础,遵循立法与实践之间的法理逻辑机理,在现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     

现代公司制度的法理学基础

本文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内在精神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团体人格观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本体论基础,制度优越观是现代公司制度的认识论基础,社会本位观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价值论基础,利益均衡观是现代公司制度的立法论基础。通过以上分析,旨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法理依据     

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审判探析

保护合同相关当事人的利益是合同法的宗旨和目的,合同效力是实现司法救济的金钥匙。无效合同制度的建立是解决合同效力的基础。当前无效合同制度存在的利弊与缺陷,审判实务法理依据的不足,亟待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这既要从合同法法理上研究也要在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找对策。     

试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理论基础

虽然司法实践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我国在立法上却尚未建立该制度，主要原因是其在法理上存在诸多困境。目前对有限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理论基础的研究虽然全面但显得混乱和矛盾。应当在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所处于的经济环境之大背景下，在建设性的平衡个体利益与团体利益、资本多数决与合意原则、公平与效率这三组矛盾中寻求有限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法理基础。     

论人身强制执行

“执行难“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我国执行理论与现行立法一概排斥将人身作为执行标的应是其中之一。过于僵化地遵循这一原则已无法解决当前民事执行中所凸显的现实问题。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人身强制执行制度既有其历史的渊源,又有现代的法例。而基于对民事执行制度构建的目的、执行当事人双方利益衡量的法理分析,审视执行制度面临的严峻现状,在我国建立人身强制执行制度应有其当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论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

船舶优先权是各国海商法均予承认的一项法律制度 ,对衡平海事债权人间之利益关系 ,具有难以替代之作用。但由于人们对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存在认识分歧 ,导致各国关于船舶优先权内容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对船舶优先权作用的有效发挥殊有阻碍。因此 ,对船舶优先权法理基础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认识船舶优先权制度的前提性问题。本文在比较两大法系立法与学说对船舶优先权法理基础的阐释的基础上 ,从船舶优先权的基本理念、立法理由和制度价值等三方面出发 ,探寻船舶优先权的法理基础。并得出船舶优先权是立法者以实质平等为理念 ,基于公益、共益和衡平之理由而规定之法律制度 ,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证航行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主持公平、表达正义的结论     

扩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之补充证明——兼析对新刑诉法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局限之克服

起源于德国和日本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和节省司法资源,21世纪初我国开始引入该制度,学界和实务界就其合法性、正当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次大修中正式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写入法律,其合法性不再受到质疑.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保守,结合该制度的法理基础、预设的制度功能来看,我国新刑诉法的规定无法顺利发挥其制度功能,应考虑适用三步走战略,逐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其适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