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论公民、法律之间的“熟人关系”的建立

司法判决是联系公民和法律的桥梁,公民通过司法判决来认识法律。提高司法艺术,坚持司法公正,将法律的要求通过司法判决完整地展现给公民,实现"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统一,法律就不是仅仅从外在观点来看的不具有确定性的"预测论",而是从内在观点来看的具有确定性的"义务论",如此才能建立公民和法律之间稳定的"熟人关系",法律权威在这种"熟人关系"中才有牢固的根基。     

司法权威的来源

司法权威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司法权威的词源以及概念谈起,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分析司法权威的来源,以期对提高司法权威价值和意义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助益。     

试论我国司法权威的建立

司法权威指的是司法判决获得有效执行,司法机关享有广泛的公信力,司法机关及法官的司法独立权获得确切的制度性认同,以及公民大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普遍认同。司法权威的建立以法律的权威为前提,以司法权权威性的建立为保证。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权威的关键。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与组织系统,创建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与修辞劝说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一则汽车广告的分析

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与修辞劝说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配套因素.修辞人格是修辞权威的载体.修辞者借助修辞权威创设的修辞人格实现对受众的劝说.本文将在分析一则汽车广告的基础上探讨以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以及修辞劝说的效果.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情”视阈下明代中后期的婚姻司法研究

明代中后期婚姻司法中，“情”的因素值得关注。梳理这一时期婚姻法律条文及律注，从“妻妾失序”“买卖妻妾”“悔婚”等司法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入手，探讨婚姻司法实践中官员对男女之“情”的认识与理解。分析可见，《大明律》《问刑条例》等重要律法条文中，“情”的空间很小，但是这一时期的律注以及司法实践中，律注人与司法官员在阐释法律条文以及判词撰写中运用了“情”的视角，对两性、婚姻关系中的男女行为给予一定程度“情”的理解，“情”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权衡参照。     

最优司法判决结果的博弈解读——兼及法律方法的可操作性

最优判决结果应为司法活动永恒的最高追求.从博弈论的视角解读,最优的司法判决结果应当是一个合法的、具有可接受性的而且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的判决结果,亦即纳什均衡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官在视角选择时应站在"局内的局外人"的立场,而在实际操作时采取"无为的独裁者"的策略.通过这一问题的分析还表明,法律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并且应将其作为法律方法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突破点与基本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