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

在传统认知下,作家是生产文学的主动者,而文学史家则处在被动的位置,只能以接受者的身份去领会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作家定位。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的发展提醒我们,文学史家其实一直主动地参与生产文学。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或能更好地解释其文学如何被完成,如何存在于文学史家选择性的叙述与创造之中。     

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研究·莫言专题

<正>作为作家,作品是莫言唯一安心立命之地,莫言会以埋头写作来表达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切心情;作为莫言家乡的山东,我们当以阅读莫言、走近莫言来表示我们对莫言的敬意。莫言获奖前,就有学者表示:"莫言获奖迟早的事,但如果是在我们都理解了莫言,接受了莫言,以莫言为傲的时候莫言获奖,就更好了。     

生存之痛 存在之思——论台湾鲁籍作家丛甦的境外书写

作为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代表,丛甦的境外书写既以凝重的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展现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病态和旅外华人的生存困境,构成了与其他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群体合唱;又以鞭辟入里的精神剖析、大胆的心理独白和生动的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了独到的探索,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发的台湾鲁籍作家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政治高压下,从齐鲁大地流亡到海岛台湾的山东知识青年中,却涌现出一批足以被日后中国文学史关注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实践提供了文学与政治复杂纠葛中文学保存、发展自身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传统的再出发中求新求变,以从乡土世界出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坚守文学立场,从传统的、乡土的世界中发现"现代性";他们以文学自身的包容力、叛逆性突围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以民间传奇性等构筑小说世界,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试论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写作

本文认为,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溯写作在尊重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史”的写作意识的鲜明性和运用历史细节的生动性等方面,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试图通过学理上的分析以期填补大陆学者对该著述研究的空白。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论知青作家的悲剧性人格及其文学史效应

知青作家在青春时代人生价值破碎与重铸过程的磨难,酿成了他们浓郁的伤感悲凉情绪、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深沉的生存意志、城乡双重外来者角色等悲剧性的人格特征,导致了创作中深邃激越有余而博大中和不足、纵横捭阖中时现芜杂偏执、具有思想者气度但艺术感受不够丰沛等审美效应.他们以生存环境转换和生存方式比较为创作心理基础,生成不同于"农家子弟"作家、"右派"作家、"先锋"作家的精神特征,从而优劣并具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与格局.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抗战时期名媛作家的编辑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为争夺文学生产与传播市场,纷纷介入传媒领域。丁玲、凌叔华、杨刚、苏青等名媛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主编刊物,发挥着意识形态引导、自由主义思想播撒、娱乐消遣等功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倾向。名媛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她们在主编刊物时,既关注文学的功利性,也重视文章的审美风格与个性特色,这种包容、开阔的编辑理念,保障了文学的多元发展,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图景。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简论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

站在近代这样的时代峰颠上 ,王国维作为近代著名的学者 ,在他的学术中已经透露出了现代的气息。在美学思想上 ,王国维一反中国传统的“功用”主义思想观 ,提出了他著名的“非功利”美学观念。在王国维看来 ,艺术是超功利的 ,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这无疑提高了艺术的地位 ,为日后中国建立独立的艺术精神提供了先验 ;在美学术语上 ,王国维由传统术语经由阐释而转为现代性和由西方引入美学术语这两条途径 ,提出大量的现代美学术语 ,并且在他的文章中加以应用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总之 ,王国维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后人加以借鉴和研究。     

"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形象——兼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论述进行＂细读＂,对不同文学史中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性质、基本特征、代表作家作品、生成逻辑、历史脉络、文学史意义等的论析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基本形象的认识趋同,但是,对其生成逻辑、文学史脉络及其文学史意义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普遍焦虑。而厘清文学史中＂批评化＂的概念成为推进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步骤。     

政治“平反”史料与作家身份的再确认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学生产者的组织化使文学长期处于"一体化"的状态。在制度化的权力场阈下,文学史料的存在方式也被工具化了,史料的身份、价值、运用以及产生的过程,都在权力的刻意引导下归向政治。本文以1979年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作家的"平反"为例,从政治"平反"史料的甄别与作家身份的重新确认这一角度契入,析辨政治如何成为当代作家及其学科随影的宿命,由此延伸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在被长期政治异化、失去自我之后能否重建的问题。     

治标与治本之争：重探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运动

仔细爬梳抗战时期国统区保障作家运动的具体过程,可以确认,“文协”发起这一运动的初衷除了通常认为的经济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左翼人士试图以此为契机,开展保障作家权益的社会运动。在“治标”与“治本”的争议中,“保障作家运动”最终以“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落地,反映出处于官方与民间中介位置的“文协”内部的微妙生态和“弱领导”的特征。这一运动使现代职业化作家群体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商业市场萎靡、稿费制度崩溃的情况下,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的讨论由此展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落实为以单位供给制为核心的保障体系,1940年代遗留下的作家管理和保障问题,自此走向新局面。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两本文学史和两种文学史观--兼谈文学史"个人写作"的文体构想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比较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和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指出它们分别继承了《史记》的“历史的文本化”(为野史所继)和“文本的历史化”(为正史所承),其背后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传统历史观。文章还以钱著《1948天地玄黄》为范例,撷取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概念,本着整合和超越的原则,初步建构了“个人化”文学史写作格局,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     

探索的成果 开拓的力作——评张佐邦《作家心理美学》

本文从世界和中国心理美学发展的学术前沿出发 ,从学科创立、体系建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概念系统、理论抽象思辩与作家个案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对《作家心理美学》一书 ,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评论中包含着许多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