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五四”现代文人近佛的多元向度

近代以降,中国佛教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五四"现代文人近佛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佛教自身不断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现代文人在情感心理、道德伦理、政治思想、人生哲学等方面存在一种潜在的宗教势能,即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中存在着多维的宗教向度。     

印度哲学关于“无”与“有”的论争——兼论日本“批判佛教”如来藏观“有”的逻辑

印度哲学关于"无"与"有"的概念和纷争,以及引申出来的"无我"与"有我"的论争,历来就是印度哲学的主要命题,也是正统派哲学与非正统派哲学的理论分界线。佛教是持"无我"的观点,但是佛教否认"有我"与吠檀多派承认"无"并非同等意义上的相似,而是具有根本的区别。其实佛教内部存在的无与有的论争,是关于是否承认一切事物皆有基体的问题。日本"批判佛教"认为:佛教承认如来藏的存在,也就是承认"有我"。将佛教内部的纷争放在印度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有相互影响的痕迹。     

永明延寿首倡“唯识二观”及其意义

观心是佛法修持的玄枢,是唐末、宋初之际著名佛学思想家永明延寿心学实践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寿创造性地首倡"唯识二观",即"唯心识观"与"真如实观",以"唯心识观"为观心之入门,以"真如实观"为观心之目标,在调和新旧译唯识、法相与法性宗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了唐末以来禅宗宗教修持实践的方式,对尔后佛教思想的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相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当时尚未形成劳动阶级;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主张中国应当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的同时兼顾分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佛教“阴美”对儒道“阳美”的补进功能

"阳美"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张力,是儒道所共同追求的哲学理念,它是针对私有制观念而提出的,主张人的欲念是可以调控的,最终可以达到无我、忘我的境界。这即是儒道的"情色"论的核心内容,皆归于"乐感人生"。"阴美"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张力,是佛教所追求的一种宗教境界,它以"缘起"和"色空"论著称,与"乐感人生"观相反,主张"苦感人生",并且在教义内涵上追求"苦修来世"的"涅般木"式的空间跨越性,在传播上也展示出"融帝化儒""融入化道"的空间魅力。佛教的"阴美"对儒道的"阳美"在客观上起到了补进功能的作用。     

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革命”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曾提出过一个相对独特而有统系的文化运动方案,影响甚大。"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将文化运动视为解决中国问题即"总解决"的第一步,作为其言论、事业之核心。张东荪的文化运动方案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主张面向中下层平民,唤醒各界,"然后大家抟成一体,方才回头,对于军阀官僚施行总攻击";其二,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西方文化一并"解放",在"解放"基础上进行改造,以推陈出新、"走捷径"的方式创造新文化;其三,主张文化运动应以社会主义为方针,"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但他并未认定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乃是"浑朴的趋向"。总体而言,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具有革命的倾向却又只是"浑朴的趋向",与《新青年》派、梁启超等人及革命党人的新文化主张均有不同。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品牌宗教”与“因利称义”

与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理念相反,现实中西方的资本主义已调转头,开始驯服宗教.而东方中国少林寺则以"品牌化"为轴心主导着中国佛教世俗化.本文剖析当今宗教的"品牌化"(Brand-ing)现象,讨论主导思想"因利称义"的利与弊,并探索这种以"利益"为主导的宗教世俗化的可能性前景.     

王龙溪论良知

王龙溪的"良知无是无非"面对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在儒家思想中确立平和、宁静、稳定、自得无我的洒落境界。在王龙溪看来,佛教的宗教形态并不是儒家学者关注的重点,而佛教的无我境界却可以作为解说儒家的洒落境界的重要参考,从而王龙溪对于佛教的态度以及对于良知的阐述都是相当深刻的。     

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

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文学史的角度 ,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 ,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 ,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 ,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 ,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 ,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 ;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 ;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恒有与无常:佛教运动观探析——以说一切有部为中心

说一切有部作为部派佛教中成立较早的学派,其"三世恒有,法体恒存"的宗义代表了佛教运动观的早期理论形态。有部的宗义发源于对原始佛教经典中法相的相摄、自相、共相等关系的研究,而具有其独特的论证方式和理论内涵。由"无常"而推出"恒有",以"恒有"来论证"无常",是有部对动静辩证关系的独特理解。有部运动观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论证模式被后来的大乘佛教所继承和发展。从原始佛教的"诸行无常",到说一切有部的"法体恒有",再到大乘中观学的非断非常、动静双遣,反映了佛教运动观的辩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