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大视野与晚明新思维

以16世纪后真正全球历史的起步为契机,以东来欧洲人传播的环球新知为助推,晚明时代的环球视野初步显现.新思想、新观念亦由此生发并有所成长,其中包括质疑中国独尊地位、呼吁向西方学习、开发利用世界资源、警惕来自欧洲的非传统威胁等.晚明思想史领域的这一思维新动向是中西互动的逻辑产物,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

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晚明时期,以服务获得报酬的观念与方式日趋盛行.金钱对旅游服务环节的渗透,催生了运营旅游活动的新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使得原本意义较为单一的旅游活动发生了某些变化,晚明旅游具有了一些近代化的意味.但晚明旅游近代化的相关因素,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在产业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只能说晚明旅游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因素,但远未达到真正的近代化阶段.     

晚明社会风气异变述论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晚明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价值观、消费观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体现着进步意义。不过,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转型时期新的是非标准尚未建立,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矫枉过正的局限性。     

陈献章与晚明文学思潮

陈献章诗歌真率洒脱、富有情韵,为长期沉寂的明代诗坛注入了一线生机。他论诗求真重趣,已为后来的公安派开启了先声。他的心学受庄禅影响,以致虚、自然和人格自觉为追求,容纳了一些情绪体验,与重性灵的诗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说他为晚明文学思想揭开了序幕。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德国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两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被迫开启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 ,清政府大量购买德国武器 ,聘用德籍教习 ,并按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在德国的帮助下 ,清军无论在军事装备、军事训练和教育 ,以及军事体制上都有了相应的改观 ,使晚清的军事力量逐步摆脱了落后状态 ,步入现代化之路。德国对中国早期的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

晚明时代处于才女文化空间中心的特殊知识女性——名妓,演绎了繁盛的名妓文化,但其最终性质却是悲剧的。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中的际遇遭逢;作为一种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凄凉的结局。这种悲剧性是由于名妓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受人歧视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晚明文学娱情观简论

在晚明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经过历史积累的文学娱情观终于成说立言,并突破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流行于晚明文坛。这使文学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教化之工具角色中走了出来,其独立性和娱情性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性情文学、趣味文学、闲适文学也从而大盛。     

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时间禁忌与旅游空间——晚明旅游时间分析与研究

晚明的游记及相关资料表明,明代人们出游的时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出游时间点上奉行择日之俗.同时晚明张扬个性的时代风尚在旅游时间行为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反季节旅游行为增加.旅游时间的选择方式影响到旅游空间分布,强化了晚明旅游北轻南重的不平衡格局.     

论晚明传奇的喜剧品格

晚明传奇，不以丰厚沉雄的思想意蕴著称，而以浓郁的喜剧色彩、强烈的娱乐性取胜。在情节上狠求奇怪，强化净丑脚色，制造新奇有趣甚或神秘玄虚的舞台场面，注意场面间的悲喜交织、冷热相济，使舞台成为活泼的、感性的、让观众获得娱乐情趣的丰富多彩的演出。这与晚明特殊的社会现实、哲学意识与文学思潮有关     

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在近年的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的研究中,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期。在书法史上,徐渭和黄道周为代表的书家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转型性特征。本文借鉴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勾勒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应晚明书法的转型性特征,认为这股书法潮流与当时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某些特征是相一致和互动的。     

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

本文通过对晚明近千篇游记的检索与分析,结合晚明社会转型期思想激荡的社会背景,探寻晚明旅游,尤其是文人休闲旅游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笔者从阳明心学对人性的解放引出了晚明崇奢重适的生活风尚,并带来了人们对旅游观念的重审与重构,作为尚适理念的重要体现,旅游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行为,而是人性中所必需与所必有.求适观念与旅游行为的结合,养成了晚明文人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游风.     

晚明山人现象之文化透析

晚明的山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山人已有本质差异,故在明末清初颇受物议。但作为一个决意仕途却又游扬尘世的特殊群体,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即下层士人对经典仕途的叛离,生存观念的异动,以及新的价值心态的建立和对任情适性的生活的追慕。     

晚明知识女性社会交往方式论析

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从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两个方面为女性建立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女性展开多种多样的社会交往,其方式主要有外出游历、做闺塾师、参与政事、文学酬和等。这种交往成为中国女性独立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贵开端,并沉淀成一种历史资源,由这种交往而沉淀的闺秀传统,形成代际传承,对后世清代才女、民国名媛的社会交往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