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行调解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正内容中,新增的先行调解规定引发了理论界一致关注,支持与反对意见皆有之。与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及以往所存在的诉讼外调解方式相比,先行调解体现出非讼性、自愿性和司法关联性特点。这一立法内容的增加适应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需要,同时也为人民法院的既有做法提供了法律支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在明确先行调解的具体适用案件范围、避免先行调解制度的恶意适用、先行调解主持人员的确定、先行调解达成协议效力的及时认定、先行调解的程序内容等方面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调审分合的尺度把握与模式选择——兼论《民事诉讼法》修正后诉讼调解制度的演进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国逐步确立了程序前移的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思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案采纳了这一思路,增加规定了先行调解和审前准备程序调解等制度。然而,当前相对分散的诉讼调解程序有"过渡制度"的性质,诉讼调解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既定方向,把握调解与庭审之间必要的距离尺度,兼顾"调判结合"原则与调审分离理念的实质要求,在立案后、庭审前设置相对集中、统一的调解程序,成立立案、调解与诉讼准备中心,综合处理立案、调解和诉讼准备事务,是下一步改革诉讼调解制度的正确思路和现实选择。     

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几乎成为众口一词的铁律,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高权性及命令性。本文对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问题从理论及实践角度进行思考,认为我国行政诉讼中应建立调解制度,并在借鉴国外诉讼调解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提出自己的设想。     

论我国民事诉前调解程序之构建——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先行调解”为切入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公布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关于立案后的先行调解，我国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立案之前的先行调解，却尚付阙如，这与司法实践中诉前调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支持，各地法院诉前调解的做法大相径庭，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作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诉前调解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路径新探

我国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之新路径是:第一,实行“换位调解”,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之巨大作用；第二,新增劳工NGO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可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中先行先试四方机制；第三,将协商、协调与调解程序重整,统一为调解,即“小调解”程序；第四,我国劳动争议“着重调解”或“调解为主”原则为“休眠”原则,前瞻性的改革应当是设置调解之强制性和前置性必经程序；第五,重构调解效力,增设时效制度。     

澳大利亚家庭法的家事调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的调解制度在调解主体和调解方式上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介绍澳大利亚家庭法的首要争议解决制度(PDR)的内容,重点研究调解制度的适用与排除条件,找出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     

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分析与重构

在我国,调解的结果主要由调解书与调解协议所承载,两者在概念、特点、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与联系。以调解书与调解协议关系为基点,统一调解文书的用法,明晰调解文书的效力等级,可以优化调解制度,完善我国多元化的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行政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得适用调解,但纵观国内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严禁调解在"协调和解"中被悄悄躲避,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一直以来处于高位已是公开的事实。文章在考察、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调解立法制度的情况下,从模式选择、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思。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调解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适用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一方面该制度既不同于普通之诉,也与上诉审及再审等司法救济途径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使调解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适用面对着诸多理论障碍和争议;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目前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过于简单,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请求存在着不知如何处理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过于强调调解的司法背景下,调解的适用显然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司法运行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需要从解释论的角度就调解适用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正当性、对象及适用特点等进行深入剖析和阐明,以期推动调解制度在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规范运行。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     

当前农村人民调解方式的认同调查与思考——以山西省晋中市农村为例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是当前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大调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实地调研,实证分析得出农民群众更偏好采用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民事纠纷的结论,并从法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对当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实行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当前其组织机制、经费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指导机关的关系、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等方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运用的法理分析

民间习惯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我国学界,司法活动中民间习惯的适用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民事调解制度为背景框架,探讨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国家对于民事调解活动中运用民间习惯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本文一方面希望为民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语境,另一方面通过论证在民事调解中适当引入民间习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进一步发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论诉讼调解的合理性——以民事诉讼目的定位为切入点

诉讼调解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基础,历来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诉讼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合理性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其在法律中的地位也由此发生了反复性的变化。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最高法院又强调”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因此,在诉讼调解备受争议但其又为中国现实所需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定位来论证诉讼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合理性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论人民调解的公共产品属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调解的群众性、民间性和自治性属性已受到了部分挑战。为了科学地进行制度建设,有必要寻找新的方法和视角对人民调解进行重新定位。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人民调解已是一项公共产品,目前其生产和供给主要存在＂集团提供、私人生产＂,＂政府提供、政府生产＂和＂政府提供、私人生产＂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最为有效、值得提倡。在新的时期应当按照公共产品的定位来配置人民调解的各项制度,开展各项建设活动。     

“常回家看看”若干法律问题探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为背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增加规定子女应当经常看望年老父母,“常回家看看”第一次被写入法律。“常回家看看”入法本质上符合道德法律化的目的及其限度,凸显了法律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认可。该法律条款具有一定的强常性,伦理性色彩浓厚,兼具规范与倡导功能,并可作为起诉与裁判的依据。法院判决要求赡养人履行看望义务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现实当中也遭遇了标准模糊、执行困难等障碍,故一方面需要完善立法,在审判和执行中充分运用调解,敦促赡养人自动履行,另一方面有赖道德进步和养老制度的完善,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获得满足。     

论我国民事纠纷和解制度的构建

和解与调解都是追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下的合意,只不过调解中有了第三人的指导,但纠纷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调解只是和解的一种形式,在民事诉讼模式逐渐向当事人主义改革的今天,应当逐步取消调解制度,建立包含调解下和解的和解制度。具体思路是：以现有和解制度规定为基础,吸收调解制度的合理内核,摒弃调解制度的不合理因素,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完善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和解制度。     

调解：实现公义的另一选择——从《秋菊打官司》说起

文章从电影《秋菊打官司》说起,引出了论述主题。首先回顾了我国重视调解的法律传统,然后重点论述了调解制度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意义,即调解也是实现公义的另一选择。调解能够实现公义的内在依据主要有两点：一为其当事人主义的本质;二为调解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全面修复。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应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在实践中因为这项制度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制，而使其适用过程中产生了适用阶段标准不一、调解部门不明确、和解方式单一、赔偿标准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     

英语专业教师课堂中介作用实证研究

中介理论是近年来教育心理学和社会互动学的核心理论,也是目前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我国英语专业教师普遍具有课堂中介意识,然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实施中介作用的频度却明显不高。教师中介行为和中介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英语专业教师应通过积极开展反思教学、与学生签订“学习合约”、实施策略训练、设计多元灵活的小组学习任务等途径充分发挥其在课堂教学中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