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

甲骨学名著<殷虚书契考释>乃罗振玉所撰,此在王国维生前从无疑议.但在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少数王门弟子以及傅斯年、郭沫若、溥仪等,逐渐由怀疑而遽将此书著作权归于王国维名下,遂铸成古文字学界的一桩公案.其实,王国维在许多文章及通信中都详细描述过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进程,其中颇多对于罗振玉撰述此书的记述,略无隐言;而罗振玉则不仅将自己著作此书前后的心理变化坦陈无遗,而且对其后续增补经过也留下了细致的笔墨.就全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王国维作为书写者和补正者的形象原本是清晰的,但由于罗振玉的政治身份以及晚年与王国维交恶的事实,遂导致学术界故意抬王压罗现象的产生.梳理这段学术含量极低的学术史,对于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不无意义.     

池月浴诗魂——关于《红楼梦》校勘的一桩公案

“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是《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中秋联句诗》中的名句.第二句为黛玉所吟,既是写实,又具有象征意义.但在今存传世抄本中,这一句诗是有异文的:①在庚辰本、甲辰本、列藏本、程甲本所据抄本以及程甲本以降的诸刻本中,作“冷月葬诗魂”.②在戚序本、蒙府本、全抄本以及戚宁本中,作“冷月葬花魂”.一般认为,第一系列中的多数抄本,所据底本年代较早,可信程度较高;第二系列抄本所据底本年代较晚,而且多所擅改,可信程度较低.可是,问题又出现在庚辰本上.此本原抄作“葬死魂”,后又点改为“葬诗魂”.于是,问题又出来了.究竟是“诗”与“死”的声说呢?还是“花”与“死”的形说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上述诸问题、冯其庸先生在《八家批评红楼梦》的后记中,做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认为应做“诗魂”.台湾刘广定先生也持相同观点(见《明清小说     

我们今天的思考——对八十年代一桩“哲学公案”的反思

“左”的错误的不断出现,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一大难题,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以后,这种难以根治的顽症仍不时发作。８０年代发生在党的理论战线上的一桩“哲学公案”就是一个明证。祸起萧墙１９８３年是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３月...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翻译问题——记出版界的一桩公案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译本,一九六○年出单行本时为什么改版?(五七年本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六○年单行本全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英文: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俄文:ТОЖаестВМЫШЛенияибЫтия(注)中文一般都是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都是这样译的。一九五七年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中译本,也是这样译的。一九六○年出十四卷的单行本时,     

关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鲁迅与战后日本文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近代,也使日本建立了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国家。如果同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是一场由一个新兴阶级的兴起而导致的革     

鲁迅先生曾使用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词

《北京晚报》82年4月3日刊载的汤玉奇的《赵元任的〈语条儿〉》一文中说:“据目前已知资料,我国在1926年即已出现了‘精神文明’一词,这个词的使用者是赵元任”。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说:“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词,究竟源出何处?”……迄今为止,     

关于“鲁迅通过高尔基所寄的一封信”

邓啸林同志来稿对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三校合编的《鲁迅年谱》中的所谓鲁迅“通过”高尔基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一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鲁迅年谱》在关于一九二七年里,这样写道:“同年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信:‘你们热情洋溢的歌声飞越万里,给中国无线电听众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现通过高尔基同志寄给你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见‘北国妇女的歌声”载中文版《苏联妇女》1961年第二期)”(《鲁迅年谱》上册,第372页)     

小说“公案”与“侦探”——兼谈“侦探小说”的界定

从调查者与调查行为两要素来看,"公案"与"侦探"两种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公案小说彰显调查者的忠孝伦理,侦探小说凸显调查者的科学智慧;公案小说注重断案的结果,侦探小说关注破案的过程;公案小说主观臆断、人神兼判的成分多,侦探小说则全凭客观审慎、科学实证之手段。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强调的是破案人侦破推理犯罪事实的过程,破案人崇尚的是科学精神、法律意识及逻辑推理、实证主义等侦探方法和手段。     

八十年前的一桩诗坛公案——关于朱湘退出《晨报副刊·诗镌》的原因

朱湘是中国新诗史上独具一格的诗人。他本来是由徐志摩、闻一多领衔的《晨报副刊.诗镌》阵营的一员猛将,却在中途与徐、闻“翻脸”而宣布退出。个中原由,八十年来众说纷纭,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境的变迁、热点的转移以及人们研究观念的不断变化。朱湘独特而怪异的个性所造成的紧张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他一时意气用事退出《诗镌》的主要原因。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

鲁迅讲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一科学的论断 ,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文化时 ,也曾批判道教中存在糟粕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 ;也并未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另外 ,还可从鲁迅先生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与迷信应严格区分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 ,反对盲目主张消灭中国宗教(包括道教 ) ,宗教属于精神信仰 ,反对诽谤“龙”图腾等观点中 ,看出鲁迅对中国道教的认识是有其宗教观作理论基础的 ,是十分深刻的。因此 ,我们不应贬低其意义     

论鲁迅讽刺艺术“杂”与“一”的张力

鲁迅的作品体现着社会批判和审美艺术表现的双重追求。它和“讽刺”概念的某种张力结构——突出的批判—审美双重性的契合,是鲁迅选择“讽刺”作为终生战斗武器的一个深刻原因。在此背景下,鲁迅的讽刺艺术保持了若干必要的张力:“情”与“理”、“平”与奇”、“谐”与“庄”、“杂”与“一”的张力。本文着重探讨“杂”(“繁杂”)与“一”(“集中”、“精练”、“一致”)之间的张力。     

似是而非——禅宗公案“干屎橛”与庄子“道在屎溺”辨析

禅宗的话头“干屎橛”与庄子的“道在屎溺”形似而实异。本文从逻辑结构和语法句式开始分析二者区别 ,辨析禅宗“干屎橛”与破僧人的执著、而道“在屎溺”是对“道”存在性的说明 ,同时着重分析禅宗话头中“是”的缺失及其原因。     

“竹内鲁迅”的“回心之轴”与鲁迅的“确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追忆自己写作《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心态时有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一语,竹内好认为这里的确信关系到鲁迅的回心之轴。从鲁迅的传记与作品文本中考察确信透露的心灵世界图景,并以此作为阐释竹内好回心之轴概念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确证回心之轴描述的实为鲁迅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中国理论界的一桩历史公案──“文革”末期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

“文化大革命”末期,在铺天盖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人皆知的所谓“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后一个,因为我参与了部分内容的执笔与修改,故对它的命运了解得较为清楚。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科技工作的整顿准备了一个文件,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由以前的“三科”即中国科学院、国家…     

连续体公案类讲唱文学的先驱——明成化本“包龙图公案词话”初探

<正> 公案类讲唱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内容,随着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公案类讲唱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市嘉定县澄桥大队出土的八种明代成化年间的“包龙图公案词话”,更为我们探讨公案类讲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国内外有关专家先后撰文对其作了介绍。然而研究工作尚有待深入进行。本文主要就“包龙图公案词话”在公案类讲唱文学中的承前启后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