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之狂、逸与礼佛

杜甫是狂人,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即对礼的亵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另外,杜甫还信佛,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交付给佛教.     

李白的“携妓东山”和杜甫的“莫学野鸳鸯”－－诗仙、诗圣女性观的一点比较

透过李白和杜甫涉及“携妓”的诗,具体分析李白杜甫对待女性的心态,进而指出在女性观方面,李白杜甫各自的特点。大体上李白是放诞、浪漫甚至不“雅驯”的;杜甫虽然也不乏浪漫,总的是拘谨和严守礼法的,并有“女性主义”的萌芽。两人都有同情女性的一面,但杜甫优于李白。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辨正

李白与杜甫不仅是中国盛唐时期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堪称千古佳话,但学术界在评价李白与杜甫友谊时却始终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偏见:李白与杜甫的友谊关系不对等、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是“互粉”关系等,通过严密的考据和客观的分析,对李、杜的友谊关系给予了新的界定与评价:杜甫对李白应该是仰慕,而李白对杜甫应该是赞赏.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末世篇章有逸才——试论杜牧诗之学李

杜牧学古自出机杼,不同时流,诗风也独具个性。两次游幕宣州及刺池州的经历让他和李白数度结缘,由此引发的关注加深了他对李白的认同,在具体诗作中也有层次不同的表现。而狂则是杜牧和李白在气质精神上的沟通处,并由此形成诗风上飘逸和俊逸的差异。     

《李白诗选译》前言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韩愈《调张籍》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万丈光焰不仅照射到子孙万代,也照射到普天之下.使世界各国无不宗仰.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宋朝以来的统治者和封建文人,虽然特别推崇杜甫,而李白却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有文物古迹,而且广泛地流传着李白的遗闻轶事.     

论书法创新中的“狂怪”美

“狂怪”美是艺术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书法创新过程中的一种产物 ,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艺术个性影响着书法的创新 ,狂怪类书风的形成是由书家的艺术个性所致。狂怪类书法需要用辩证的目光去审视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试说李白与孔子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虚舟》一诗的首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历来被释为李白飘然隐逸学道求仙而自比楚狂,嘲笑孔丘。如:《唐诗选》注曰: 在起句中李白自称“楚狂”,并对被唐玄宗尊为文宣王的孔丘直呼其名,予以嘲笑,表现了他敢于蔑视权威的精神。楚狂,从前孔丘到楚国,楚狂接舆唱着“凤兮”之歌讽刺孔丘,走过孔丘车前。……李白对孔子的态度,真的是如此不恭吗?我认为从李白的思想、言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现简说如下。一、李白并非自比楚狂,实以孔丘自比,托孔丘以自伤。楚狂,据《高士传》记载:“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为食。楚昭王时,     

论李白的“狂”

中国历史上,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狂士”、“狂生”似乎历代都有。比如先秦的张仪、苏秦,西汉的郦食其、东方朔,建安时的祢衡、孔融、刘桢,魏晋时的阮籍、稽康等,都以“狂”著称于世。但这些人都不及李白。李白的“狂”为时人称道,更为后人仰慕。他自     

"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

杜甫学界普遍认为,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之南窑湾。然而,康熙年间杜澳《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明确记载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康店,与传统观点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个记载点燃了杜甫生地历史争端的导火索。杜甫究竟诞生于何处?这无疑成为杜甫学界一个重大的反思课题。不可否认,碑记的发现为杜甫生地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杜诗“沉郁”的文化心理管窥

杜甫的诗歌,既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本文探析了杜甫诗歌"沉郁"的审美内涵,并认为杜诗"沉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杜甫的个性使然;是"发愤著书"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其自觉追求"不朽"的结果.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论杜甫的入声韵脚诗

本文从音韵学的角度探讨杜甫入声韵脚诗的表情达意问题,发现他的入声韵脚诗往往表达压抑悲愤的情感,因为入声韵是一种急促短暂的语音。文章还与王维、李白的入声韵脚诗加以比较,以说明杜诗押韵的风格特点。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论杜甫山水诗

本文以时地为序,从纵向方面勾勒了杜甫山水诗6个阶段的不同的内容风格特点：1.泰山豪情;2.慈恩寺塔“百忧”;3.凤凰台自誓;4.成都楼伤感;5.白帝城“血痕”;6．洞庭湖畔眼泪。杜甫山水诗有着巨大的成就,但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受“诗圣”、“诗史”等传统研究思想束缚。     

《李白与杜甫》三题

文革中的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欲通过李白、杜甫的研究来舐舔心灵的伤疤,宣泄感情的伤痛。《李白与杜甫》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机械地使用阶级分析法,主观随意地扬李抑杜等多个方面。文革这个特殊的写作背景,是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李白与杜甫》也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上。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从《喜雨》等诗看杜甫是否“敌视”农民起义

杜甫“敌视”农民起义的说法 ,值得商榷。正确评价杜甫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和他的阶级立场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