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文化与日本外交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探讨一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分析日本国民性与日本外交的非理性、假想受害的特点 ,探讨日本人交往中的“协调一致”与外交“暧昧”特征以及“amae”心理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之间的关系 ,可从人文层次理解日本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福田主义与日本的东盟外交

东盟成立后的十年间,日本并没有重视发展与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提出要与东盟积极合作。这是日本重视与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开始,标志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正式形成。它是对此前日本在东南亚各国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调整,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政治、经济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福田主义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其奠定了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基础,也是日本的东南亚外交的分水岭,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

日本外交在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军占领期面临两大历史关口,做出了不同选择.冷战后日本外交又面临第三次历史选择,经过政策争论形成了共识,即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种"中间路线"往往带有一定"倾向性".因此,捕捉这种"倾向性"就成为理解日本外交政策发展方向的关键点.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第四次太平洋会议日本民间外交活动研究——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

日本于1926年成立了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成员构成、资金来源以及系统独立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一定的民间性，实际上是作为为日本官方外交政策和行动进行善后的民间外交组织而存在的。本文通过解读当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文献史料、会议记录，厘清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参加第四次会议前后的历史背景、经过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来对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中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民间外交活动形成一定的认识。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召开时，正值中日间围绕东北问题展开外交交涉的最盛期，亦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之后。为此，通过研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第四次会议中的外交活动和主张，有助于我们从日本外交政策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走向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评析

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应对中国。从强化日美同盟的建议，到加强其他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设想，无一不是围绕中国问题排兵布阵。贯穿战略报告的基调，乃是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该报告承袭了日本决策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的“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进程的理念。逐步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乃是该报告追求的基本目标。该报告总体上反映着现阶段日本各界对其21世纪外交战略的犹豫彷徨状况，尚未能从“战略贫困”的迷惘中摆脱出来。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

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以“美丽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其外交内涵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走向“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安倍上任头一个月的外交局面,总体上是亮点多于阴影。特别是其对中韩两国的访问,基本上实现了扭转外交困境、磨灭在野党批判锋芒的双重目的。今后安倍外交向何处去,将取决于日本国内政局变化和对外关系演变等多种因素。     

论《日美地位协定》的本质与影响——兼论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

《日美地位协定》是规定美军在日特权的日美间协议。以地位协定为核心,由《日美安全条约》、地位协定、"密约"及日本国内特别法等构成的"安保法体系",在法理上确定了日本对美军事从属地位,并将该协定嵌入到国内统治结构中。"安保法体系"及其制度性支撑共同构成了规定日本对美军事从属的"法理框架"。日本将对美军事从属的压力传导至冲绳,导致冲绳基地问题的产生。基地的存在给冲绳带来了美军犯罪等问题,且在相关事件处置过程中司法不平等现象屡见不鲜,基于地位协定的"治外法权"导致冲绳民众被害心理的"再生产"。地位协定是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从屈辱妥协到独立自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较研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从屈辱外交到独立自主外交历程的重大转折。前者是二战期间苏联推行大国强权政治、美英绥靖政策及蒋介石磕头外交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 ,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后者是冷战开始后苏联调整对华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背景下签订的 ,维护了国家民族权益 ,揭开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序幕。     

近世日本人的国际存在意识

实行锁国的日本 ,不仅拒绝与“东方”“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而且还颇为自得地构筑独立的“大君外交”体制 ,意欲在东西两大国际势力间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国际秩序。这种政策的危险性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凸现出来。高野长英与渡边华山以其敏锐的国际存在意识 ,呼吁全日本警惕西方侵略 ,同时亦指出日本同西方“蛮夷”之间的差距和实行国际正常外交的必要性。这种意识充分地表现了近世日本人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　　 1939年夏 ,最后一艘葡萄牙商船驶离长崎后 ,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日本与伊比利亚商人和传教士之间的交流宣告终焉。此后 ,日…     

英国“三环外交”政策论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三环外交”。一般认为，“三环外交”是不成功的，而且是不现实。但实际上，从“三环外交”出笼及其被推行的特定历史环境看，这一外交政策虽然没有达到设计者的终极目的，却仍然是可行的、现实的。因为“三环外交”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利于英国处理好战后初期同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关系，使英国完成了由殖民帝团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历史的进步。虽然“三环外交”对冷战起到了推波动澜的作用，但这项外交政策并未失去应有的灵活性。“三环外交”体现了英国传统外交中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技巧，不能对其彻底否定，相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与借鉴。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

鸠山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民族主义,外交自主性有所提高,同时谋求适应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构筑新日美同盟关系。而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核心的日本亚洲外交将成为新的对外战略重点,并争取在构筑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转型期的日本外交──评大平、铃木、中曾根内阁外交

转型期的日本外交──评大平、铃木、中曾根内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姚文礼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基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日本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开始开展“大国外交”的尝试。日本当政者公开宣称：日本要“从被...     

鸠山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民主党和鸠山由纪夫在认定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对外＂战略基轴＂的同时,主张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调查《日美核密约》。在亚洲关系上主张＂回归亚洲＂,构筑＂东亚共同体＂。对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兄弟外交＂,不参拜靖国神社、恪守＂无核三原则＂等。胡锦涛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五点意见以及鸠山的言论,都显示了要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的意图。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