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预言》

1945年是诗人何其芳的重要年代.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预言》(二月)和《夜歌》(五月).两个集子,也就是何其芳自编的全部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只是《夜歌》的改版).《汉园集》和《刻意集》虽然比《预言》早几年问世,但前者是三人合集,后者则是何其芳的一本诗文合集,诗的份量也并不重.《预言》除收入新作,几乎囊括了《汉园集·燕泥集》和《刻意集》的全部诗     

诗词臆札三则

一说杜句“下者飘转沉塘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一段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旧注各家都对“沉”字无注。《语文学习》一九五七年五月号载有刘岫、商文光《对“沉塘坳”解释的意见》一文,甚有见地,兹转录如下: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冯至《杜甫传》的解释是“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初中文学课本的注解也说“沉     

论诗美

司空图论诗味,说它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严羽论诗趣,把它喻为“无迹可求”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他们笔下的诗美,头上都罩着神秘的光环。不过,要指出什么是非诗美的,似乎较为容易;要正面说清楚什么是诗美,的确是一大难事。     

“卷阿”非地名小议

卷阿(qunW),作为《诗·大雅》生民之什第八篇的篇题,这是人所共知的.若把它又当作一个专有所指的地名,认为是岐山周公庙所在地的雅称,却是大有可议的.一《卷阿》首章经文:“有卷阿者,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飘风自南”句下.《毛传》云“兴也。卷,曲也。飘     

《桃花源记》是武陵蛮生活的缩影

<正>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以下简称《桃花源记》)问世后,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兴趣,著文呤诗,可谓连篇累牍.尽管聚讼纷纭,但综合起来,仍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把桃花源说成“仙境”或“仙窟”.唐王维《桃花源行》云:“初因避秦去入间,更闻成仙遂不还”,就把它说成“仙境”.唐刘禹锡在桃花源所在地朗州(今常德)作太守十年,写了《桃花源一百韵》,则把它说成“仙窟”.仙窟之说,唐代韩意,宋代苏轼早已对此提出质疑.     

江西诗派学杜的基本经验——方回诗论探微

苏轼曾说:“天下几人学社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如是则学杜者当以识为主,首先弄清何者为杜诗之皮,何者为杜诗之骨?杜甫曾论书云:“苦县光和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方回诗云:“书贵瘦硬少陵语,岂止评书端为诗。”(《题郭熙雪晴松石平远图为张季野作是日同读杜诗》)诗与画的确是相     

“年轻的神”不相信爱情——诗集《预言》与何其芳的精神求索

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并不是一部讴歌“爱情”的诗,而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诗人以“爱情”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象征符号,生动表现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纠葛,深刻揭示了青春何其芳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诗集《预言》受道家生命哲学的影响颇深,诗人用诗性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乘桴浮于海”地表达主体自我对于“自然”与“自由”的思考和向往,并试图通过灵魂的自我对话,探寻有限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展开充分联想的艺术空间。“爱情”在诗集《预言》中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理想的艺术载体,诗人的主观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年轻的神”的“寻道”之旅。诗集《预言》意境之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内涵之深,具有展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寻找”的思想价值。     

围绕《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争论的反思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本是历代传诵的著名诗篇,然而对于此诗的思想意义,从七十年代初起,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争论。一种是传统的称颂赞赏的观点,说此诗表现了杜甫仁心贤,襟抱阔。如清仇兆鳌谓“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宋黄彻《(巩万)溪诗话》云: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乐天《新制布裘》《新制绫袄成》,“皆伊尹自任一夫不获之辜也。”“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清郭曾炘说:“余谓杜公于流离困顿中忽然发此异想,乃《北     

论中国古代情感观念的发生形态

一、“物感”说原始朱熹是一位理学家,他在《诗集传序》中倒是很开通地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他不取汉儒之“风刺”说。又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他注意到了《风》诗多言男女之情,同时又强调了“感物道情”,说明这位理学家对诗有些见地。须知,最原始的“感物”并最能形成强烈情感状态的,就是感“人”,即男感女,女感男,“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4页)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易经》,就记录了“感物道情”最原始的发生形态。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试论诗集《预言》中比喻的运用

<正> 打开何其芳的诗集《预言》,立刻进入读者眼帘的是五彩繁呈的比喻。对比喻的巧妙运用,是诗集《预言》的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同诗整齐的节奏、整饬的章法,秾丽的意象、美妙的意境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使《预言》成为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诗作,被认为是“标志了一些新的开端。”     

苍梧郡还是苍梧山

苏轼《竹枝歌引》概括此诗内容云:“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诗之开头即为伤二妃:“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冯应榴《苏诗合注》引山公注:“《一统志》:禹贡荆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为百粵地,秦属桂林,汉置苍梧郡,地总百粵,山连五岭。”苏诗各注仍之。     

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

何其芳的早期诗歌,主要指的是一九四○年他在延安时凭记忆默写出亲自编辑成的《预言》诗集中的诗歌。这个诗集基本上包括了他早年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中的《燕泥集》,和他自己的《刻意集》中的诗作。这看来是经过他有意筛选的。因为从近来找到的他发在《红砂碛》、《新月月刊》、《西湖文苑》、《新时代月刊》、《文艺月刊》、《华北日报副刊》、《万县民众教育月刊》、《文丛》、《成都社会日报》……等报刊上未被选入《预言》的诗看来,还没有突出的超出《预言》水平的诗篇。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关于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的系年

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之“钱七兄曹长”指钱徽。钱仲联先生将韩愈此诗系在元和十一年,说:“时公与钱(徽)俱自中书舍人降官右庶子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实则,此诗应作于元和八年三月至元和九年七月期间。按韩愈诗称钱徽为“曹长”,不应指右庶子或中书舍人,而应指尚书省之郎中官。唐时只有尚书省丞郎郎中才能被称为曹长。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     

比喻和比拟的连用

比喻和比拟常常连用,通常是比喻在前,比拟在后,如:“我的意识忽然化作一缕轻云,飞出窗外;飘得老远老远……”(蒋子龙《收审记》,《花城》1986年5期)“意识化作轻云”是暗喻,而后面的“飞”“飘”则是把抽象的“意识”当作能飞能飘的具体事物来写,运用的是比拟中的拟物手法。例中比喻的管界只到“轻云”处为止,这一部分完全可以独立出来;自“飞出”以后当属比拟的范围,因此这类修辞现象是比喻和比拟两类辞格的连用。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将这类修辞现象简称为喻拟连用,并将其中比喻本体记为A,喻     

袁枚的真性情诗

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诗尤其是抒发感情的艺术。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自称“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之一),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存于抒写特有的真情实感,故云“自把新诗写性情”(《春日杂诗》)。性灵诗是其“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的观点的艺术实践。袁枚当时能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读《诗》柿札

《诗·邶风·静女》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争唱的优美情诗。诗虽三章、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先说第一章,“静女其姝”句,便诸说有异。“静”应是“竫”的假意。但《说文》又云:“静,采也。从青争声。”段注引《考工记》云:“言画绘之事”;“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又《说文》云:青,东方色也。”所以“静“在此专指姑娘的容色,而非指气度。至于“姝”,《说文》云:“姝,     

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

读郭老浩瀚的文艺作品,宛如漫步百花园中.说它是百花园,不仅指文艺之花,还因为郭老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我国习惯上是把女子比作花的,《镜花缘》是集大成者—这是我们读郭老作品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正如《女神之再生》序诗中引哥德的话:“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女性在郭老的人物画中是     

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

颂诗是《诗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计40篇。《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通志·乐略》云:“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朱熹同意《诗大序》意见,并进一步说颂诗是“宗庙之乐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解释不了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对天地神祗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人们敬祭它们,以祈求佑护,这在世界很多地区均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从《诗经》颂诗部分来看,周统治者虽然也敬畏神祗,然而亦相当重视人事。这是与世界上大多数远古文明时期的民族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