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板本学原始

目录板本之学。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为学最古。权舆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自古书篇籍。遭秦燔灭。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自经传下及诸子传说。充集秘府。成帝时复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医药。每一书成。向辄倏其篇目。提其旨意。录而秦之。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成父业。歆乃综编羣籍。定其甲乙。分为七略。首辑略为诸书之总要。意在包括七略而一之。故以冠首。次六艺略。为六经之属。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是谓七略。向所校书。末署官爵臣刘向校上天     

顾观光的《别录》、《七略》辑本

《别录》和《七略》作为总结西汉官方校书的姊妹篇,在中国书籍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两部书大约在唐末五代之际便散佚湮泯了。有清以来,一些学者进行搜集佚文的工作,出现若干值得重视的辑本。顾观光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即为其中之一。关于顾氏辑本,现代治目录学者多有称说。程会昌《目录学丛考·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     

《别录》《七略》形成原因初探——兼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典文献编纂的《别录》、《七略》两部书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校勘学、分类学的先河,并影响着后世近两千年来图书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它所采用的“七略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年德国吉士纳(Konard Ne-su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fot heca universals)早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好地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演变,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雠略》

自古有目录书,也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但是直到宋代以前,却未有目录学的专门理论著作。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创始人刘向、刘歆父子是通过他们的目录书——《别录》、《七略》体现他们的目录学思想的,其理论贯串在他们的目录书中。此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唐代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北宋王尧臣的《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也都是目录书,尽管这些目录巨著体现了自汉至宋各个时代光辉的目录学思想,包含着这些时代的目录学家们的目录学理论,但是,目录学的理论专著至此尚未诞生。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七略》的经学思想

《七略》是西汉宗室刘向与其子兼助手刘歆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目录学著作。范文澜先生曾将《七略》和伟大的《史记》并举为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不同的是,前人对《七略》的研究大多限于目录学领域,而对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所涉甚少。事实上,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奠基之作,《七略》无疑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因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思想精神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依刘向故事”一以贯之的目录学体系中固定下来,并波及深远。众所周知,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强烈的宗经意识正是《七略》思想的主导特点之一。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七略》中史籍未能独成部类的根本原因

<正> 西汉末年由刘向创始,经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它将政府所藏图书分为六大类(“略”)三十八小类(种),而史籍没有能独设部类,只是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以来,人们大都认为,《七略》如此安排,是因为当时史书量少,且与《春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根本原因。近人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曾对此提出疑义,说:“(《七略》)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若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则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     

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

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     

孤本·珍本·善本·述略

什么是本?本者,根也。《说文》“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书籍也。”书之称本,始自刘向。《文选》左思《魏都赋》“雠枝篆籀”,李善注引《风俗通》:按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

<六经正名>表述了龚自珍关于儒家经典的观念.此观念以刘向的<七略>为依据,反对经与传、记、群书、诸子的混而不分,提出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并力图据以写定五经.而龚自珍所认定的五经及其可与相配的著作,实际上是他自已思想的反映,而与<四库全书>的划分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诸多的独特价值,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郑樵图书分类思想浅析——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郑樵的《通志·校仇略》是我国校仇学的第一部专著,它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是众口皆碑的。通过读《校仇略》,本文试图对郑樵的图书分类体系作一浅析。一郑樵(1103—1162),南宋史学家。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苦读30年。生平著作丰富,有《氏族志》、《动植志》等80余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他晚年编撰的《通志》,全书共200卷,成于高宗绍兴31年(1161年)。它是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一部通史。列有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其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朝,略则终于唐宋。略共有20个,计: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溢、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目等,用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七略》性质辨正

《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作,但就其成书过程及六分法的体系来看,称之为学术史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凭借了《左氏》学等渐由民间显学跻身朝廷官学的势头。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亦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称"壁中书"之一的"《春秋》",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与所争立诸学相互参证,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     

《庄子》内七篇之篇名由来问题的再检讨

《庄子》内七篇的篇名由来问题是现代庄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张恒寿、崔大华先生对此都提出了重要见解。通过把内篇的七个题目叠合起来所透露出的精神内蕴与《淮南子》的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刘安、刘向各自的身份和思想特征,以及他们分别所处的西汉早期和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特点,可以推断,内七篇的篇名极有可能出自刘安之手,而不可能是刘向所为。     

印刷品、网络与图像

谈及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我想起陈平原先生《〈看图说书〉小引》中的一段话 :“由于图谱传世远比文字书籍困难 ,西汉刘向父子创立《七略》体例时收书不收图 ,再加上历代文人学士或着力辞章 ,或追寻义理 ,均将才情学识系于‘语言文学’ ,而相对忽视了图谱之用 ,使得中国人没有真正养成读图的习惯。这一点 ,宋人郑樵撰《通志略·图谱略》时 ,已有相当深刻的反省。”〔 1〕 古代学者轻图重文 ,实有其苦衷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图谱印刷远比文字书籍难 ,一般而言 ,古人获得图像的手段有二 :一为拓片 ,一为版刻。版画的刻印耗资巨大 ,没有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