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感与道德区分——兼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情感主义学派的论证及意义

古希腊的伦理学是理性主义的。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理性在道德区分中的地位开始了怀疑,他们认为理性自身不是实践的。从哈奇森到休谟,都对情感在道德区分中的决定地位给予了论证。这可以看成是对伦理学的重新奠基,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理、检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概念史以及伦理学发展史有必要,而且对反思中国的伦理传统和当下道德生活的建构都有裨益。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论道德情感对道德理性与道德意志的驱动

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支配个体道德活动的完整的心理机制。本文着重从个体道德意识角度论述了道德情感的内涵,认为它对充实道德理性、增强道德意志有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渗透功能。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道德优位、道德自主与反向思维中的现实主义、消极主义——波普伦理思想解析

波普的伦理思想可以视为其全部思想的根基,主要有以下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其一,道德在全部人的世界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道德不能以科学为基础,恰恰相反,科学应该以伦理学为基础;其二,我们的道德决定是人为的,道德的终极权威是人的良心,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道德决定负责,不应该以各种名义推诿道德责任;其三,合理的道德决定,应坚持现实主义和消极主义的态度,应注意对实践结果进行理性论证和分析。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经典结论是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而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却赋予民族-宗教生活传统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不过,道德之外的道德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并没有破坏道德认知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因此,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是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和深化,而不是对后者的放弃。     

道德动机的来源——当代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争论

当代休谟主义者试图用工具原则说明道德动机的来源,即如果人们有欲望φ,并且相信通过做道德行为Ψ能实现φ,那么就会有做Ψ的动机。康德主义者继承康德的基本主张,反对人们的道德动机是为了满足某种源自自然的欲望,认为服从道德的意志源自对实践理性规定的法则的服从,而对实践法则的服从经科斯嘎德改造之后,最终又是源于对实践生活和道德行为价值的认知。当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在解释道德动机来源的时候,休谟主义更加占据优势。不过康德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其实亦不断在做出改良,把韦勒曼的自治主义与科斯嘎德的认知性主张相结合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表明,我们最好放弃在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做二选一的选择题,因为前者描述了普通人道德动机的来源,后者则告诉我们理性人的道德动机应该如何产生。     

论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取消了作为道德首要条件和前提的自由,混淆了善恶界限,最终导致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种理论虽然看到了情感因素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但过分夸大了其作用,从而抽空了道德的根基,为主观任性和胡作非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分析和批判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偏失,对于现代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道德公理、语境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兼容——凯·尼尔森对马克思道德观的融贯性辨析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英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热烈而持久的论争中,加拿大教授凯·尼尔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相兼容的立场,在考察两派观点及其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梳理出一个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切入,以道德公理为依据,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衔接,最终导向一个以语境主义为核心的客观主义的逻辑框架。该研究虽然拓展了马克思道德观的学理基础,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理论标准衡量,他所谓超历史超文化的道德公理与语境主义能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兼容的论证还是可商榷的。     

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与家庭的伦理责任

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离不开家庭的道德教育,父母对孩子和社会理应承担的义务,构成了家庭伦理责任的客观基础;完善青少年道德情感体系,培育青少年的羞耻感、荣誉感、义务感、责任感等是家庭伦理责任的基本要求;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创设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是父母应然的伦理责任。     

情感体验、道德期待与陌生世界——试析道德焦虑的心理机制及其负面效应

近年来诸多道德争议事件及其引发的焦虑情绪,源于生活世界变迁中道德行为情境的变化;植根于血缘乡土社会的情感记忆与道德期待,面临陌生世界与商业社会的行为情境,产生了系列的道德与情感落差,导致了道德焦虑体验的形成,引发了负面评价与消极暗示。深入分析道德焦虑心理的形成机制,对人们理性地看待道德争议事件,预防相关情绪与心理机制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道德主义与当代文化批评”笔谈之四：思想的魄力与魅力——读刘士林《新道德主义》

在60年代出生的这批学人当中,有一个声音已无法让人背过耳去,岂止是"无法背过",简直是欲罢不能,非听不可:必须从根子上救治业已腐败透顶的中国学术!他是河北曲阳人,我把他的这种时而激越时而深沉的忧患呐喊唤作"燕赵悲歌".     

论公民道德情感的发生与发展——从雷锋道德情感的理性追思引发

雷锋道德情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律和理性的特征.追思雷锋道德情感的发生与发展,对公民道德情感的激发、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对培育内在的饱满的精神发育全面发展的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道德理由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反思

道德理由是道德哲学的重要议题。从康德与休谟的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到今天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随着道德哲学的演进,在道德理由上争论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从论证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内在主义注重道德理由与个人行为动机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忽视了道德理由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强调道德理由必须要尊重外部的道德原则,却往往无力激发行为者以此行事。从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其实是反映了个人偏私的特殊性与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一个更加合理的道德理由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既是内在主义的,也是外在主义的。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论1935年英、法对德政策的分歧

1935年,为了对付来自德国的挑战,英、法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对德政策。由于对德政策的分歧,英、法在如何处理意大利对外侵略的问题上互不配合,有名无实的对意制裁又把意大利赶入了德国怀抱,使欧洲局势更加恶化,并最终把世界再次推入大战的深渊。     

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 ,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 ,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 ,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 ,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 ,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 ,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 :一个是形式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一个是原则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 ,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 ,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 ;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 ,“道德”也不能“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