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与唐明贵先生商榷

据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记载,汉文帝时已置《论语》博士,说明汉初《论语》已经存在,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其对策对《论语》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论语》在汉初已出现,汉初鲁学、齐学并盛,故在这一历史时间已存在鲁学《论语》、齐学《论语》了,只是期间《论语》无定名,从而也无《鲁论》、《齐论》之称,但无名而实存的《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     

老子人与《老子》书在孟子之后吗?

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大都把老子人及《老子》书放在孟子之后。理由是:一、孔子之前无私人著书立说之事,故《老子》不会早于《论语》;二、《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放在《论语》、《孟子》之后;三、《老子》之文为简明经体,可见其为战国作品。 诚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云:“道家教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四书》德育方法论体系及其应用价值

从《四书》关于德育方法论体系的基础性阐释出发,对《四书》各部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德育方法论体系及其在现代政治思想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

《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张载之学与《四书》

张载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非常重视与推崇,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从而使《四书》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     

《论语新解》：融铸一家之言的文理通释典范

钱穆《论语新解》一书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整体观照下,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张本,义理、考据、辞章兼重而归宗于义理,备采众说而折衷求是,以探究《论语》本旨的重要著述。在其中,钱穆既尊崇朱注,又显出真‘和而不同”的义理旨向,同时其将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辨、对《论语》与《孟子》《中庸》《易传》的学脉承续分别等重要论点贯穿到c（新解》的释解中去,体现出“欲融铸一家之言”的努力。     

浅谈《论语筆解》

本文认为现存《论语筆解》乃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筆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原始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仍可视为韩、李所著.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博采详辨,推陈出新——读《《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

宋朝名相赵普说过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大而国家,小则个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无所不及;《论语》还传播到国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以后,《论语》被介绍到法、英、德、俄等国,对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化进程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论语》中挖掘“东方的智慧”,诠释和阐发其现代意义与当下价值。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全称和特称量限表达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四书中有16个全称量限表达形式,2个特称形式。其中量限表达的特点:状语占优势;定语初步发育;特称尚无定语量项。全称表达常过度夸大。四书量项的状语和定语总词次的比是279:54。将其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同字数的语料对比,可以把汉语量项的发展分为状语优势和定语优势两个阶段。语言中的谓语及其修饰语先发展,于是先有状语优势阶段。渐渐地量项由主谓双管过渡到专管主语,是认识的精细化。汉语今天已处于定语优势阶段,而造成的这种转变的时间和机制还有待研究。从四书和儿童语言的情况看,全称、特称和单称命题的起源顺序应是单称→全称→特称。     

《论语》研究的新成果——评《论语新编注译》

《论语》是孔子与学生商讨问题和回答学生及他人提问时所说的话,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的学生集中他的学生们各自流传下来的部分记录,且不分时间先后和问题的性质汇集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语录体书籍.目前虽有一些翻译版本,但翻开新近由贾顺先教授、潘大德副教授、唐平副教授编撰的《论语新编注译》一书,仍有耳目一新之感.该书的明显特点有几方面.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中庸》教育思想初探

《中庸》是儒家思孟学派的论修养境界的一部专著,它与《大学》同被收集在《礼记》之中,后又同经宋儒朱熹的编订和注解,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长期来,在我国影响甚大。今天,我们探索它的教育思想,剖析它的内容,剥离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合理的因素,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