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论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每个社会形态的治理都是在达成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前提下实现的.农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身份依附、等级秩序、自然服从强制性权力的"权治体系";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利益驱动、契约秩序、彼此相互利用的工具性协作的"法治体系".工业社会对强权治理进行了华丽的包装,给权治穿了一件契约的外衣,以遮掩"权治型"治理下的紧张形态.后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伦理自觉、协议秩序、使命一致的价值性合作的"德治体系",其目的是实现人类对完美人性的善的社会生活的追求.     

圈子运作如何形塑了君权合法性?——唐太宗君权合法性建立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君主制官僚系统有其特性与运作方式.在官僚系统内,君主欲使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实现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君主需要进行三个面向的圈子运作:一是瓦解原有的政治圈子,分割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并做到相互制衡,形成以君主为唯一中心的圈子结构;二是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由亲信、 班底、 熟人圈子层层扩展与相互连接的自己人圈子,并逐步以自己人替换掉原有的政治圈子;三是通过多元的监督机制、 定时的职位调动以及争夺官员权力获取的合法性等方式,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庇护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权力一直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恶".但就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和超历史性的真理.相反,在西方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权力在政治思想家的眼里并不是一种恶.本文认为,在西方权力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霍布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布斯第一次将权力和善分离开来,使权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可计算的物理之力.现代自由主义尽管反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根本原则,如个人主义、正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恰恰是以霍布斯对权力的理解为基础.因此,理解霍布斯的权力观,不仅能够揭示"权力"一词的最初和真实含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澄清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和内在复杂性.     

"三农"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性的原因,也有一些现实性的因素,把"三农"问题的产生归结某一方面是不科学的.解决"三农"问题应针对历史与现实两种不同的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     

"科学民主依法执政"要树立几个新观念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党不断地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并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直接相关.而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则意味着要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种格局之下,要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就必须树立一些新的观念:一、要树立"冲突"观念;二、要树立"有限理性"观念;三、要树立权力是必要的"恶"的观念.     

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

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治理结构变革使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这种变化推动着国家权力的分化转移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显现表达,从根本上改变了全能政府的角色和地位,政府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实现社会整合、增进社会福利的新的公共管理方式,实现利益重新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结构正日益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转变,最终实现"善治"的基本力量.本文即以温州商会这一社会中介组织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问题.     

"圣处女"的"感情"和"出路"——兼及文学史作品的当下批评意义

<圣处女的出路>与<圣处女的感情>对相同书写对象的不同文学表达,突出它们各自的潜在针对性.而从历史文本的当代批评立场出发,表现作品的所谓"私人生活"孕育的"力量",在反抗"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时,承担了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意愿将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两山"理念的公共价值治理内涵与地方治理现代化

"两山"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从公共价值治理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就是公共价值治理.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明确发展的"绿水青山"价值取向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公共价值创造,实现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二是协调不同发展理念及多元治理主体价值冲突,构建国家发展治理的伦理价值排序;三是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互动,激发政府等主体公共价值生产及创造能力等."两山"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构成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指向,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及价值坐标.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治理在地方的实践,需要确立"两山"理念作为地方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创造目标;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治理格局,为"绿水青山"公共价值目标寻求广泛支持;建立能够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创造的相关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     

从"博弈论"到"合作论"——新形势下再论"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产生已经六十多年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对"台湾统一"方式问题进行再认识.本文从"博弈论"和"合作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多方面分析论证"和平统一".分析了"台湾问题"在特殊的"三方博弈"中产生,用"博弈论"分析了武力手段不是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从而在"合作论"的思维下分析论证了"和平统一"原则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     

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被歧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获得较低、有拖欠工资等经历的流动人口更易感到"被歧视";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劳动过程中难以保障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感到"被歧视";城市生活年限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感受到"被歧视",与本地人交往增多并不会对"被歧视"弱化产生显著影响;与传统媒介相比,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流动人口不易感到"被歧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特大城市北京,脱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品质的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保障社会报酬非差别性获得的制度完善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非表层"的社会交往关系、使用大众传媒等方式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在制度完善之外解决歧视问题的重要路径.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构建"五社联动"新模式奏响社区治理"大合唱"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积极探索构建"五社联动"治理新模式,推进"五社"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有效促进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强化党建引领,夯实"五社联动"平台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印发《关于夯实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体系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党的组...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试析台湾"宪政改革"的起因、进程及影响

"宪政改革"涉及到台湾前途和各党派各部门权力再分配的大问题。它已经使台湾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宪政改革"使台湾社会进一步本地化,"修宪"使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受到严重损害,使祖国大陆在推行统一大业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