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困境、本质与提升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强国、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动态坐标,结合实证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生育成本高、生育工作难平衡、生育新规吸引力弱等现实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的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对人的本质、生育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富目标的高质量生育追求,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主体性实践,是生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主义对生育本质的阐释为认识当前我国生育课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理论和现实迫切要求从优化生育政策体系、提供女性生育支持、完善子女养护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方面着力,激发民众生育意愿,实现生育合理赓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人才资源。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第二次人口转变视域下生育意愿的同侪效应——社会互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我国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人口问题愈发地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的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社会互动在生育意愿形成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不再从众,她们在考虑生几个孩子最佳时主要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发达国家的家庭完成了从以子女为中心向以夫妻或伴侣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趋势扩展到了我国。繁衍后代成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力量难以介入,学界一般称之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社会网络、非正式规范对个人失去了约束力,人们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很可能不再参考邻里及社区的意见。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祖辈的儿童照料能提升生育意愿吗？——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

中国家庭是否响应生育政策的更迭变动以及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生育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面对“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常识性”结论,需要厘清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内涵差异。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家庭的生育决策,但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相反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寻求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同时,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与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生育决策,即生育意愿非常强烈的个体,无论是否获得祖辈的照料支持,都保持了意愿与决策的一致性,但当生育意愿不强烈,即使有祖辈的照料支持,也可能最终作出不再生育的决策。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生育度量与分析

本文首次用"五普"人口数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妇女的生育率、分孩次率、15～50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教和平均存活子女数、人口粗再生产卒和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和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度量和分析,并分析了影响甘南州妇女生育的主要因素,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     

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及其优化策略

生育保险法是生育补偿社会化的需要。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主要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落实效果不是很理想,且呈现出地区不平衡,受益者待遇在生育保险法实施过程中被人为降低。从地区范围来看,生育保险待遇水平和生育保险受益率偏低。提升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应该提高受益者待遇享受标准,改进受益者待遇支付方式,扩大生育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控制和节约生育基金开支。     

由治标到标本兼治--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转变

要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必须如<决定>和<白皮书>所要求的那样,"创造性地"做好工作.计划生育要真正做到"创造性",必须实行改革,改变治标不治本的传统思路和做法,实行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的核心是,从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即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的矛盾出发,采取相应措施,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本文对标本兼治的战略转变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论中国传统生肓文化

生殖崇拜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源头.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生殖崇拜文化逐步向传统生育文化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便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传统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早婚早育、高出生、重生男、轻生女的"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对传统生育文化应当批判的继承,不应一概否定.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型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转型的萌动期,这个时期从中国近代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二是转型的进行期,这个时期从1949年至今.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观念生育文化层面的,有科技生育文化层面的,也有处延生育文化层面的,对诸多不同程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应切实加以解决.     

政府何为:生育“性别偏好”的地区差异及其启示——以河北省定州市与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经过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多年正常的河北省定州市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湖北省大冶市两个典型地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大冶地区农村育龄妇女生男孩的愿望更为强烈,更看重子女对父母的回报,家庭重大决策依赖丈夫的也较多,公婆对其生育决策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定州地区,生育过程中的性别"男孩偏好"反倒不是那么明显。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公婆态度、所在地区"男孩偏好"氛围以及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作用的认知,都影响着生育的"性别偏好"。定州市在政府主导下长期坚持倡导婚俗变革、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宣传和社会实践,诠释了在弱化生育"男孩偏好"、创建新型婚育文化进而维护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方面,政府不仅可为,而且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