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

“浙东学派”一词最早系为黄宗羲所使用,但其时意指“浙东王学”,后经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不断“构建”,逐步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谱系序列。而每一次的“构建”无不融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游走在“文”与“学”之间——书话及其启示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庞大创作群体与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源自传统读书杂记、藏书题跋、笔记随札的书话,大都游弋于创作与述学、文学与文化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本文对既是创作又属研究,既具审美性又涵学术性的书话进行系统考察辨析,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书话研究乃至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这种游走在"文"(创作)与"学"(研究)之间的书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文"、"学"合一著述方式的呼应,更是对"五四"之后文学观念日趋狭隘单一现象的警醒与反拨。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之辨——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关键词的“症候解读”

"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原本就是同一个概念,但汉语在使用中习惯成自然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套话语系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命运有关,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曾一度受到追捧但旋即遭到冷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往往是出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做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妨碍了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公允评价。这就导致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盲点和缺环,也使得对其进行"症候解读"成为必要。从对其所做的"症候解读"可以得到感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镜,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对其正能量,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略论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指称对象的类比转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文心雕龙》为例证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纹理＂、＂花纹＂意义上的＂文＂通常又被用来泛指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貌。基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基本相似性和统一性,刘勰把文纳入到对整个宇宙人生、自然界的统一思考中,由天地万物有文类比推出人也有文,人文的可理解性作为书本,作为言语道出自身。作为＂群言之祖＂,《五经》就是形文、声文和情文的统一体。这种＂文＂既指称一切用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亦指历代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话语。它提供着一种关系结构的模式,在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在言说中使一切陈述、一切文本因为言语而联系起来。     

“乐—图”互文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向度

技术媒介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符号的文本化实践,也创构了“乐—图”互文的叙事新形态。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的修辞定位为“乐—图”互文提供了身份参照,艺术史上乐、图共谋性的审美实践与知识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图”关系提供了经验形态。依据符号表意比重的差异,“图主乐从”与“乐主图从”成为“乐—图”互文实践的两种主要文本结构,其中两种符号释义指向的关联程度决定了这一结构模式的修辞属性。而“乐—图”互文对图像叙事感性特征的强化、视觉信息的弥合、图像符号的时空承接与转化以及预述机制的架构则代表了这一修辞意指的显性表征,它在佐证这一互文样式修辞身份的同时,对技术媒介治下当代艺术的释义实践同样不无启发。     

吕本中与“中原文献之传”

吕本中是南北宋之交一位很有影响的道学家、诗人和诗论家，在宋室南渡之初，对传播“中原文献”作过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被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从吕本中的学术文化的素养、品格和南渡后的学术文化的传播活动及其身后的影响说明其在传播“中原文献”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

国家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观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复线历史”叙事视角出发,以明代泰州学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历史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双重刻写,重构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尝试探究中国公共性生成的历史线索.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颠覆了士农工商的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的产生,泰州学派的良知之学、“淮南格物说”和泰州门人的宗族建设实践,以公共性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催生出兼具时空结构和底层意识的社会雏形,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公共性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从《十二真君传》看初唐仙传叙事模式之新变——兼论其与《晋书》、《搜神记》之关联

《十二真君传》是初唐高宗时道士胡慧超所撰的一部关于晋代道士许逊及其弟子的传记。其中的《许真君》作为一篇仙传性质的作品 ,已基本上摆脱了六朝仙传叙事模式的制约 :说教与辅道的色彩开始淡化 ,想象力、描述性和情节性大大增强 ;在素材选择与处理上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 :作者大量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来化用其他文献中的材料 ,以集中强化自己的创作意图 ,这与后世小说通过虚构以升华主题的手法十分相似。《吴真君》篇则在素材方面完全以正史《晋书》和志怪作品集《搜神记》为渊源 ,而《吴真君》和《兰公》两篇之撰述风格与意图又共同受到《晋书》中某些篇章的强烈影响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

本文概述了大众文化的产生,比较了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文化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异同点,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在该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     

“国民之母”: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角色再造

晚清提出的"国民话语"初步建立了母亲与民族国家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身上得以突显。母亲们通过道德辨识和道德实践,与自己的敌人和亲人建立起超血缘的政治伦理关系。母亲国族化的角色再造过程,实是去伦理化的伦理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依靠母亲角色塑造道德主体,是女性进入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主义主要的生产方式。     

重建“儒者之学”——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     

加强经济学教学的实证特色——基于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课程的研究

在中国,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学在大学课堂中也变得越来越普及,重要性日益增加。但由于课程内容本身来自西方,以及自身发展变化很快,使得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往往无法实现目标。在此通过对芝加哥学派及其"价格理论"课程的讨论,定义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属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确定目标,提供参考。     

形义之桥与原始思维——史前图画及“文字画”研究

在距今7000年到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土的考古资料陶器玉器上有各种各样刻划符号及彩绘图形、图案,其中有一些复合型的“文字画”形式.这些图画和“文字画”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原始思想愿望的意象、图腾崇拜以及生殖巫术崇拜,表现内容有丰富而复杂的寓意.这种图画和“文字画”表现形式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绘画,而与近现代现代派艺术的象征主义、立体主义绘画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