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大宰官职法新说

《周礼》“大宰八法”有“官职法”，学术界从东汉郑司农之后，对“官职法”的研究几乎没有新进展。“官职法”主要包括定职能、定职名、定职称、定职掌四项内容。定职能以辨邦治，定职名以获名份，定职称以别职权，定职掌以明职责。“官职法”对应于《周礼》二十字大纲中的“分职”，与“官属法”一起，是“设官分职”的具体落实。     

《周礼》今书探秘

《周礼》“今书”是《周礼》“故书”的修订本。“今书”的初本出现于杜子春之后、郑司农之前,“今书”的递修本出现于郑玄之前。“今书”递修本吸收了杜子春、郑司农等学者的校勘成果。“今书”对“故书”经文作了修订,改正了错字,将通假字改回本字,质量有很大提高。“今书”的出现标志着以《周官传》四篇为代表的西汉古文《周礼》学的终结和以“今书”为基础的东汉《周礼》学的兴起。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郑玄诗乐尊卑论管窥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依经立义、诠释经文的同时,还于经注中委婉表露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在郑玄看来,声律有尊卑之等,用乐有等级之别,形成了＂诗乐尊卑论＂。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周礼》天子庙享卜日礼仪考

《周礼》中庙享"前期十日……卜日"的仪制,与西周金文及《仪礼》等文献中的记载吻合,关于主持卜日的职官,则《大宰职》和《大宗伯职》二经所述重复龃龉.从《周礼》中可以钩稽出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五项整治卜龟的工序以及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命龟、作龟、占龟、系币八项天子庙享卜日的礼事,其中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命龟、作龟、占龟、系币九项均能从地下出土实物和出土文献中找到可靠的依据;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四项可以在《仪礼》、《礼记》等载籍中得到佐证;衅龟、开龟、占龟诸项与殷礼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周礼则彼此契合.这不仅证实了《周礼》中有关龟卜事宜的具体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且还说明了龟卜礼仪当属周礼内容.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

同吴绂的相互问难触发了江永撰作《周礼疑义举要》的热情,该书在《周礼》的军事研究、赋税研究、礼典研究方面多有收获,是江永《周礼》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考工记》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采用文法分析、民俗民风实证是研究特色。注意吸收西学知识,适当使用常理推测法。江永的《周礼》研究为金榜、程瑶田、戴震、孙诒让所发扬光大。     

《墨经》光学八条概念理析

对《墨经》光学八条的主要概念进行归类整理和详细分析 ,为最终正确理解经文含义尝试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     

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

《周礼》一书 ,西汉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所得 ,王莽居摄时曾立博士。东汉时期《周礼》虽未立学官 ,但得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 ,颇盛行于世。特别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 ,置之于《三礼》之首 ,更为世所重 ,成为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此后《周礼》学历朝延绵不绝 ,至季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而集其大成。《周礼》学的兴衰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

《周礼》一书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问题 ,是自汉代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经过近现代学者的研究 ,《周礼》为周公所作说和刘歆伪造说 ,已经大体上没有人相信了 ,但还有作于西周、作于春秋、作于战国、作于周秦之际、作于西汉等不同的说法。本文对以上诸说略作综述 ,认为作于战国说较为允当 ,并认为《周礼》原本是未完成的著作。汉人补入《周礼》的《考工记》,亦成书于战国时代     

刘台拱《论语骈枝》礼制诠解研究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学者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乃是针对《论语》前人旧注而作,能够大量运用“三礼”经文以证己说而无稍穿凿。其解说礼制与昭显经义,主要体现在《为政》《八佾》《雍也》《阳货》篇关于“弟子”与“先生”“、告朔”与“饩羊”“、犁牛之子”以及孔子“往拜”等问题,凡所发明,旁引曲证,与经文上下吻合,直接揭示《论语》古义与孔子本义,进而融入自己的新见。     

六书中的真伪辨析

一、“六书”的分职与伪素辨“六书”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六书”之说提出较早，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成文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详释于许慎《说文解字·序》，至今两千多年，可谓流长源远，历史悠久。“六书”之说，见文虽早，然内容为何，未见名列。《汉书·艺文志》虽列“六书”各名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但未明其各自意义。所以，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才对其分别详细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序》的卷上中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     

《周礼》中记载的法律文书与档案

《周礼》是一部记载描述先秦政治制度的经典。其中，较详细地记述了法律诉讼的过程。在法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文书、档案，无论判决、执行，都要以文书、档案作为依据，现代诉讼活动如此，古代亦然。《周礼》在记述法律活动的程序和制度时，也介绍了一些法律诉讼活动中的文书和档案。了解先秦法律活动和文书、档案工作的一些特点，有益于法律史、文书与档案史的研究。     

古代乐器话“八音”

根据《周礼》,中国古代乐器分八音,即金（钟等）、石（磬等）、土（埙等）、革（鼓等）、丝（琴瑟等）、木、匏（笙等）和竹（管箫等）。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邶、鄘、卫三风的称名之异及编次意义

邶、鄘、卫三风在“三家诗”中舍为一卷，在《毛诗》中则一分为三。后来之论者争论不一，而事实上邶、鄘、卫三风的称名及编次是以三风所染殷商习俗及周礼思想之厚薄为别。也就是说从《邶风》至《鄘风》到《卫风》，三风所染殷商民风逐渐递减，而周礼思想则逐渐递增。三风之称名及编次，实际上即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