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不作为诉讼:行政规划救济的路径选择——从城市规划中强制拆迁自力救济悲剧说起

近年来,因城市规划及其实施而导致的悲剧事件时有发生,凸显了我国司法的缺位.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的核心是司法机关通过事前的审查阻止行政机关作出某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法理上的制度正当性具有特殊性.行政规划具有未来性特征,强制性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规划救济与预防性不作为诉讼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在不适于采用事后救济的特定情况下,应该允许相对人提起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应处理好审理期限和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期限之间的关系,保证司法保障公民权益的实效性.     

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

行政不作为是对行政程序义务的不完全履行甚至不履行。行政不作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对其进行救济。完善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应当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扩大行政不作为救济的范围,尽可能全面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二是确定行政主体对行政不作为进行赔偿的责任制度以赔偿相对人因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略论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行政合同是在二战后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行政领域的一种新型非权力行政方式,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有关规定,其司法救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完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应明确将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改变行政诉讼的诉讼构造;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合同公益侵害诉讼的公诉人;完善行政合同争议诉前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耦合——法社会学分析视角

文章在分析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救济分流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对这些纠纷进行救济的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之间的耦合问题.认为两大机制之间存在纠纷分流障碍、行政救济机制的输出缺乏司法监控和两大救济机制的纠纷处理模式衔接存在非对称性等问题,并就如何强化两大机制之间的耦合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     

行政强制中的父爱主义及其司法控制

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正向价值体现在法律父爱主义对公民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公众所接受,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父爱主义下有些强制性规定却让行政相对人难以接受,甚至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加强对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司法控制,应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将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全面监督依法行政;放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使公共利益范围内的每个公民都有权进行司法救济。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不作为的法律救济

明确相对人是否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制定文件的私人公权利是对文件制定不作为进行救济的前提问题.裁量权收缩论是该请求权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对行政便宜主义和自由裁量论的检讨.但法律保障"具体危险",对于一般的"抽象危险"不提供救济.在请求权的基础上应该允许相对人直接针对文件制定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并不能因文件制定不作为直接获得国家赔偿.     

环境权行政诉讼探析

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有关环境权益的纠纷越来越多,对环境权益受损能否诉求司法救济?行政机关从事恶化环境状况的原因活动如违法审批,作为环境消费者的一般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文在对国外有关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构环境权诉讼的初步设想。     

试论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及司法审查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规则是行政机关制定、适用于内部管理的行政规范,因为其不对外部行政相对人适用,所以不会侵犯相对人的权益。事实上,行政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常常会越过边界对外部相对人产生侵益性的效果,这种现象称为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行政规则具有多种类别,不同种类的行政规则,其效力外部化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对行政规则的适用应该借助行政诉讼进行审查,并对其效力外部化的效果给予相应的救济。     

行政规划之可诉性探究

行政规划作为国家行政活动的重要手段,一种新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中。由于其自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域中都有其身影的出现,这些与传统行政行为差异的特殊之处使得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行政规划的可诉性存在诸多争议。但基于法治主义的理念、规划裁量扩张的特点以及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将行政规划纳入诉讼程序中进行有效的制约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完善的诉讼制度设计无疑要担负起监督行政规划、保护相对人权益的重任。     

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

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主体依法定要件实施的具有行政行为外型但与行政相对人权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其包括貌似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貌似给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以第三人为对象的行为、貌似具有特定对象的对象不特定性行为、貌似实体性的程序性行为、貌似执行性的决策性行为、貌似设定义务的赋权性行为、貌似法律行为的事实行为等类型。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并非完全没有诉讼地位,它是具有部分诉讼地位的行政行为,即当事人有将其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人民法院有裁定不予受理的权力,原告资格转移后有再诉的可能,人民法院应作出适当的司法处置。     

行政事实行为及其可诉性问题研究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事实上可能会产生一定法律后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基于“无行政处分即无法律救济”的诉讼原则并囿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我国一直将可能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然而,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且国内已经进行了相关尝试和探索.因此,可以从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增加判决类型以及建立行政事实行为的调解制度等方面构建行政事实行为的诉讼制度.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行政计划的诉讼问题研究

行政计划的广泛运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色 ,但由于国内行政计划法制的缺失 ,学者对行政计划诉讼救济的研究成果相当匮乏 ,而民众受计划侵害提起行政诉讼也存在诸多障碍。本文意在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根据行政计划类型的多样性 ,结合考察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践 ,将行政计划救济问题大致分为对计划具体内容不服的诉讼、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诉讼和对计划变更行为不服的诉讼三大类型分别研讨 ,以期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计划领域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相对完备的理论根据     

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本文提出 ,要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良好的行政救济制度必须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终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条基本思路 :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 ,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 ,是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本文还概略地阐述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

在贯彻行政裁量不受拘束原则和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之间寻求均衡 ,是现代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建立诚信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流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合法预期之保护制度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合法预期的概念具有广、狭之分。本文着重讨论后者。狭义上的合法预期保护的既不是权利 ,也不是可保护利益 ,而是相对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行为而产生的对预期的信赖。对合法预期的保护源自现代社会具有“信赖保护”、“法治”、“良好行政”以及“经济效率”等几个基本诉求。通过司法审查确认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受到损害的 ,国家应当对其提供程序性、实体性或者赔偿性的救济。鉴于中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滞后 ,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迫切性 ,引入合法预期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调解研究

当今中国社会纠纷不断增多,并呈日益复杂之势。基于司法诉讼、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应充分发挥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重要作用,从行政调解的原则、主体、范围及效力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     

试析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被广泛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目前行政指导缺乏法律法规规范 ,行政指导侵犯相对人权益的事实大量存在 ,很有必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为防止行政指导的滥用、失误 ,并充分发挥其功效 ,必须将行政指导纳入法制化轨道 ,接受司法审查 ,保证司法救济 ,从而使中国行政指导在法律规范下健康发展     

关于行政救济制度的法律检讨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的不可避免性 ,决定了“有侵权必有救济”的法制原理。本文对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救济现状从立法、执法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反思 ,努力为国家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献计献策。     

论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

目前在我国虽然仍存在着行政相对人参与权被忽视的情形,但是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重要意义已经逐渐为公众所认识。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只有以个人或组织的形式参与决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扩大公众参与也是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实现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途径首先是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其次则是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获得救济权。     

反行政垄断中若干基本问题新探

本文就反行政垄断中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主张《反垄断法》应建立以诉讼救济为核心,兼以立法救济和行政内部救济为辅助的综合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