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绰玄学本体论之变通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孙绰为东晋时著名玄学家,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在他身上,非常清晰地体现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发展与变通,以适应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时代要求,其一生的“处”与“出”,也很典型的体现了“玄儒双修”的时代潮流;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     

简论孙绰对美学的影响

东晋是玄言文学的全盛时期,而代表这一高峰的便是孙绰(314—371,今山西平遥人)。关于玄言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提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自觉的时代。思想信仰上没有桎梏,传统的儒学开始解体,外来的佛教文化和内在的老庄美学的复兴,使一大批美学家提出了     

东晋玄言诗的审美特征

从西晋末永嘉到东晋末的义熙 ,近约一百一十年 ,是玄言诗大盛的阶段。当时玄言诗统治了整个诗坛 ,几乎到了无人不作 ,无人不写的地步。如著名诗人郭璞 ,他以游仙名世 ,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 ,是着力改变玄言诗风的人 ,可郭璞却也创作了玄言诗。刘琨诗歌满含清刚之气 ,被认为是继承汉魏风骨 ,可他的《答卢谌诗》中的一些篇章 ,却也透出浓郁的玄言风彩。他自己说 :“昔在少壮 ,未尝检括 ,远慕老庄之齐物 ,近嘉阮生之放荡”。 (《答卢谌诗序》)在现存的玄言诗中 ,大多是东晋诗人之作 ,而且 ,东晋还出现了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道林、慧远等著名…     

经学时代玄言之结胎考略

本文就扬雄、冯衍、傅毅、张衡、马融、郑玄、郭泰、仲长统的相关著述,对玄言在经学时代的结胎作了扼要而系统的考索。文中指出:1.从扬雄于汉哀帝时创制《太玄》到何晏、王弼始立玄论于魏正始年间,玄学的结胎、孕化约历经了二百五十年;其起因乃在于对经学积虚文而成弊的"文敝"的化除。2.玄言的结胎从来就不只是在老子之学的胞衣中;相形而言,它反倒对祈求"文质彬彬"的孔子之学更倚重些。3."文敝"的发生多是因着某种"文"(周代的"礼"、"乐"仪典或汉世的"经学"体制)为具有权势的官家所推重而终于被势利所驱使、所浸染;克除"文敝"则须得追本溯源以检讨"文"的创设的初衷,从而把握住人与文的张力,重新作一次价值取向的抉择或调整。     

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

从南朝到唐朝,从道家到儒家,"文贵形似"和"形神兼备"属于两个朝代不同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追求.唐朝诗人孙逖的山水诗中不但体现了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的诗风之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哲学和审美追求的发展.     

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

魏晋玄言清谈具有一种艺术意味和艺术精神。玄言诗产生于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玄言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们的现实感受与高情远致；玄言诗中频繁使用的玄学概念，也同样洋溢着充沛的艺术精神。玄言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谢灵运山水诗"玄言尾巴"之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人评及谢灵运山水诗往往以其"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为憾,似已成为公论。本文旨在挖掘谢灵运山水诗之丰富情感内涵的基础上,在与同时期文坛山水诗创作的比照中,论证谢灵运山水诗之玄理与山水之景在诗人生命情感的统摄中交融统一,而非牵强累赘之物。     

"Altogether Autumn"两种译文比较

"Altogether Autumn"是一篇借景抒情散文。两文的译者分别是陆谷孙和周仁华。陆谷孙的译文体现出译者的深厚中英文功底;周仁华的译文紧扣原文风格,更忠实原文。两文分别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     

青海藏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日绰巴”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19世纪初,在青海藏区个别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分化出一种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他们自称是"日绰巴",其身行与传统的格鲁派僧人有所不同。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历史进行探索后认为,"日绰巴"思想是格鲁派僧人对政教合一制度的一种自省,或是对藏传佛教政教分离的一种自觉。"日绰巴"运动不但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亦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空灵剔透之心，幽虚澄澈之境——论《游天台山赋》的意境美特质

孙绰《游天台山赋》为魏晋时山水赋名作,景幽境荚,颇有后世诗歌意境美的特质.本文结合东晋玄学之风,在对同时代文学背景的考察中,论述此赋意境美之特质何由而来.     

试论魏晋时期的玄游

魏晋之时,已神学化的儒学越来越"不周世用"。人们开始抛弃儒家教义,放弃对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而进入精神世界的探索。这一思想的变化反映在旅游文化上,则是从曹魏之际慷慨悲凉的羁旅征戍到魏晋之时旷达超逸的玄游的发展,并形成以玄游为主流的旅游风格。魏晋玄游起自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西晋末年向纵深方向发展。东晋政权建立后,玄游更加普遍,东晋玄游的主要代表人有孙绰、谢安、王羲之等。     

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及与唐关系的恢复——《异牟寻誓文》的研究

唐樊绰《云南志》收录的《异牟寻誓文》,是反映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破裂和与唐关系恢复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是南诏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到南诏背蕃归唐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再论西魏、北周之际文学复古思想的兴起与衰落——兼论陈寅恪先生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

西魏苏绰推动文风"复古"是六朝至隋唐文学思想史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近人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以之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一部分.其实,复古思想的兴起乃是缘于当时仍然流行的"文质相革"的思想传统,同时包含着转换西魏集团内部山东士人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其衰落也是因为这种政治认同实现,山东士人在苏绰死后复又占据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所秉承的"洛阳文风"复兴,从而取代了复古思想.     

从《世说新语》看玄言诗的世俗底蕴

在对玄言诗人界简要探讨的基础上,把前人的材料摆出来进行充分分析,可以看出玄言诗时代存在的可疑性。实际上,东晋文人们的诗歌趣尚不是玄言诗,而仍是汉魏体制的诗歌。从玄言诗主体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玄言诗其实是一种“雅化的世俗”,而山水诗则只是对玄言诗误人歧途时的无意间的一种拯救。     

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古对东晋一代的文学.似乎很少重视。以现有的一些文学史来说,讲到东晋文学,似乎仅限于初年的刘堆、郭噗和末年的陶渊明;此外就是干宝的《搜神记》,最多也不过约略地提到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和王藕之的《兰亭集序》。至于当时     

范氏、文氏、申叔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

楚范氏有二:一为范山之后,族属、世系皆未详;一为范无宇,申氏之别,出于霄敖熊坎之孙、武王熊通之子文王熊赀,春秋时期世系为:申无宇→申亥;文氏为熊氏之别,出于霄敖熊坎之孙、武王熊通之子文王熊赀,春秋时期世系为:文无畏→文犀……文种;申叔氏为熊氏之别,出于申公叔侯,春秋时期世系为:申公叔侯……申叔时→申叔跪→申叔豫……申叔展……申叔仪;可见,文氏、申叔氏、范无宇之范氏三族,皆为楚公族;范山之范氏虽族属未详,然其可别族为氏且仕为大夫者,必为贵族。按《左传》义例,文氏与范无宇之范氏二族皆可称之为"文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范山、申无宇、申亥、文无畏、申叔时、申叔展,范山属楚贵族作家群体,文无畏、申叔时、申叔展、申无宇、申亥五子皆可称之为楚公族作家群体。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