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公司治理机制探析

在经历安然（Enron）、Woldcom和Ahold等公司丑闻后，各国加强了对公司治理的监管，作为政治经济联盟的欧盟也不例外。欧盟公司治理机制大致可以分为英国与德国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在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与中间层面治理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为了促进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多种法令，以协调各国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欧盟公司治理机制的协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剖析欧洲联盟正在成型的治理体系

作者在台刊《欧美研究》第33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学界将欧盟视为“没有政府的治理体系”、“多层级网络治理体系”及“开放方法的协调机制”之治理模式,但这3种说法皆无法解释欧盟治理体系动态又复杂的全貌。于是作者建构一个三维空间定位架构,并将所有重要的欧盟政策置于其中。作者发现欧盟诸多政策丛聚在这个三维定位架构的左前方及右后方。丛聚左前方者如财税政策和外交政策,是由会员国主导,政策适用弹性较大,且倾向紧密的政策社群治理。丛聚右后方者如环境政策和共同区域政策乃由政盟主导,或由欧盟与会员国分享,政策适用弹性较小…     

区域性公共政策的治理转向——以欧盟区域政策的变化为个案

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的区域政策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构成了区域性公共政策朝向治理转向的一个典范。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政策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     

多层治理背景下的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兼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比较

欧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治理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欧盟又率先形成了地区性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将气候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分解到具体的气候政策中并取得了实效.通过该机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体现出欧盟在该领域的开创性,同时也为研究欧盟机制与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合作治理交往行动网络的行动主义建构

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是由多元行动者及其行动有机构成的,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行动网络则是这一有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与个体可以直接使用判断—抉择—行动连续体开展决策与行动不同,包括个体和组织在内的多元行动者之间必须以交往网络为桥梁来实现抉择与行动之间的有机协调。基于这一逻辑,从行动主义路径进行开放探索发现,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存在(但不限于)3种可能选择:一是基于交往的流动性,建构合作交往网络的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体系;二是基于行动的灵活性,建构具有开放、有机和协调特性的交往行动体系;三是基于抉择的容错性,建构支持行动主义交往的判断—决策—行动连续体。     

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及其局限

根据欧盟内部的权能划分,公共卫生主要是成员国的权限,欧盟的作用是支持并补充成员国采取的行动,以达到促进健康和保护公民免受跨境健康威胁的目标。欧盟在卫生政策大框架下,利用有关跨境健康威胁的主要机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该机制强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重要作用,鼓励成员国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与卫生安全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流,并协调各国对健康威胁的应对措施。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盟对疫情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采取多项举措在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盟多机构、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统筹应对,同时注重缓解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此次疫情的发展反映了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机制存在局限。由于欧盟权能有限,成员国仍是卫生政策的主体,欧盟层面的疫情应对受到限制。缺乏有效协调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反应能力。欧洲民众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为欧盟有效应对跨境健康威胁带来困难。此外,英国脱欧也为欧盟的应对带来了潜在风险。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利益多元化语境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以利益博弈为视角

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利益机制理论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我国既有食品安全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单元化利益观主导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忽略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利益群体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淡化其利益产生和分配机制、缺乏利益表达和保障机制的局限，应当重构一种以多元利益观为导向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欧洲联盟多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欧洲联盟的治理具有区别于传统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一般区域性经济政治组织运作的明显特征,即欧盟在不具备主权国家政治体系完全特征的同时体现了一种全方位的制度合作。欧盟的治理结构体现为权威来源的多样性、超国家性和多层性特征。欧盟政策过程明显体现为欧盟层次、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三个层面的权威分配与互动。欧盟多层治理是由区域内发达国家群体构成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在高度一体化背景下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对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区域合作及一体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     

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发展研究——基于欧盟周边治理的视角

欧盟对地中海区域的治理,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着价值观和制度输出理念,经济援助、贸易优惠等都与政治改革进程相联系.但是从巴塞罗那进程到欧洲睦邻政策和地中海联盟,欧盟多次变换治理手段都不能全面落实既有的治理目标.对地中海区域国家来说,他们希望利用欧盟推进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所带来的机遇,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但排斥欧盟所谓共享价值观的政策前提.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努力协调内部对此区域外交的分歧立场,并继续推进与这一地区国家建立大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但欧盟期望中的政治改革、民主进程等既有治理目标仍难以推进.     

试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对当前欧盟研究的几点思考

欧美学术界研究欧盟的角度已逐渐从宏观层面的一体化研究转向中观、乃至微观层面关于欧盟日常运作的研究，研究范式也从单一的国际关系方法走向跨学科综合研究。欧盟已成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准联邦性质的、多层次治理结构下的一个政治实体。它是一种远远超出国际组织，但又不完全符合联邦国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家主权与超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涉及国家核心主权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但成员国外交政策的“欧盟化”趋势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内容上，无论在垂直层面还是在水平层面都有迹可寻。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理论已成为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全球化推动社会政治过程的模式正从统治走向治理,多中心治理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诸多现象的重要工具,但其也有内在缺陷。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的战略任务,治理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只有在中国化的基础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才能对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起到借鉴作用。     

试析欧盟地区政策的伙伴关系原则

伙伴关系原则是欧盟地区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该原则的实行促进了地区和地方政府、社会经济伙伴等次国家行为体对欧盟地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参与,不过它们的参与程度和发挥的作用在地区政策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伙伴关系原则的实施受到了很多的制约,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该原则的确立对欧盟治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使欧盟治理日益呈现出多层治理的特点。     

欧盟特性研究: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欧盟

欧盟在几十年一体化过程中所构建的独特原则和价值,使欧盟的发展模式成为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规范性样板,发挥着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也带动了学者们对欧盟特性的研究。欧盟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性不仅体现在民事力量和军事力量方面,更是在一系列规范性标准之上构建起来的。而欧盟在国际上也是遵循这些规范性标准来行动的。欧盟认为自己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和成功的多边治理经验有更为广泛的推广价值,也相信不断发展的欧盟为世界提供了在政治上、伦理上、思想上更先进、更适合全球化的未来的全新规范性标准,即所谓的新欧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