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关于对信用的理解学者们各抒己见,但在探讨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中必须给信用一个合理的定位,才能进一步探讨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构架,从而提出一些设想。倡导和培育现代信用观念和信用文化,建立个人信用征集制度,完善信用公开披露制度,加强信用监督制度,加大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个人信用法律制度,制定一些与个人信用有关的法律,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政府应为建立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信用与民众信任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ｔｒｕｓｔ）危机。更有学者指出 ,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张维迎 ,２００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 ,跨入信用社会 ,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 ,在这套游戏规则中 ,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话题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就是“信” ,其中的“信”除信任外 ,更多时候指的是信用。信任与信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但两者又相辅相成 ,前者侧重于个…     

自然人破产制度、个人信用体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体现,是建立个人信用的要求;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平衡和保障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维护个人信用体系,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发展个人信用的需要,是个人信用体系运行的保障,是国际规则接轨的必然要求;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完善个人信用体系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浅析征信视角下的个人信用数据法律保护

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在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个人信用数据被不当使用、侵害个人权益的现象较为严重,而目前我国尚无较全面的保护体系。个人信用数据法律保护以征信正当性、隐私权之证成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有限性为价值理念支撑。在探究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相应具体法律规则设定呼之欲出,设置旨在保护被征信人的信用数据支配权、知情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规则尤为重要,同时应当规定信用征信机构以及信用数据使用者履行相应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从“助人自助”看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文化背景问题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信念强凋个人发展重于个人被动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的尊严、个人的存在价值等西方传统文化要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助人理念本质上缺乏基于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个体独立人格的观念,助人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给与者与受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恩赐和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他们之间缺乏真实的平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社会工作价值信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诸如价值观选择的困惑、信念与现实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针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应在文化能力的培养、价值观的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的训练上寻求突破。     

加入WTO与我国企业立法的改造

加入WTO要求我国法律法规与WTO规则衔接。我国企业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与WTO规则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部分。WTO要求我国内外资企业立法一体化 ,内资企业立法平等化 ,企业立法模式统一化、内容系统化。改造我国企业立法要确立非法人企业的民事主体资格 ;要突破传统公司理论的局限 ,允许无限公司和一人公司存在 ,使公司组织形式多样化 ;要统一企业立法模式 ,即企业皆以不同的公司形式出现 ,制定统一的公司法 ,对其进行规范调整。     

组合预测在个人信用评估中的应用

建设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个人信用评估。个人信用评估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信贷机构的损益、信用产品的开发和金融市场的繁荣。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都是传统的个人信用评估方法。运用组合预测思想,采用分步与嵌套相结合的组合技术路线,将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相结合,应用到个人信用评估模型的构建和实证研究中,实证结果表明,新方法简化了神经网络模型的结构,缩短了神经网络训练时间,其预测精度和有效性都优于任何一种单独方法。     

论一人公司的规范--兼谈对英美法系公司独立人格思想的借鉴

我国现行公司法通过限制出资人数的制度来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已成为对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羁绊.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三年来,我国的中小企业组织难以平等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对此,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在修订中国公司法时允许一人公司的合法存在,进而参考英美法系揭开公司面纱等公司人格否定制度,规范一人公司的发展.     

信用社会的道德体系初探

信用社会 ,呼唤信用的道德。在一个信用社会的道德体系中 ,“诚信”的道德价值系统和“信用”的行为规则系统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核心 ,市场伦理和商业道德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中心内容 ,公正、正义、仁爱、公益、互助、责任等人类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信用”道德体系 ,则最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论分享价值原则的文化战略学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论解读

在“五位一体”框架中，探讨支撑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基本价值原则，乃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做到这一点，在市场之内的初次分配中，必须让“资本-劳动”分享利润，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种与“平等”等密切相关的“分享”价值原则。《决定》有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重大举措，同样是在市场之内贯彻分享价值原则，而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文化事业则是在市场之外推行分享价值原则的主要方式。全面推行分享价值原则，既有利于坚定地推进新型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平等、促进和谐、拓展自由，对内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国民创造力，对外则有助于在价值制高点上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魅力和感召力。     

公平正义与社会契约的当代意义

本文讨论了美国学界围绕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几种主要批评观点。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新平等主义”的差别原则是在利用有天赋的人为缺少天赋的人牟利 ,这恰好违反了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 :康德的个体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桑德尔却从对个体或“自我”的共同体主义解释出发 ,支持差别原则。森与纽斯邦扩展了公平正义的范围 ,要求制度帮助解决人们的把基本好转变为有用的活动的能力上的不平等。德沃金反对这种强“福利平等” ,主张用市场型契约的“假设性保险方案”来解决天赋和残疾平等化的费用。对谢弗勒来说 ,这些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中没有一种对“个人应得”、“责任”等非哲学家大众所持有的确定的观念给予足够重视。最后 ,本文讨论了这些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发意义     

透视市场经济中的非信用关系

信用危机愈演愈烈,非信用现象腐蚀经济链条,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非信用关系的产生不但有观念、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法制不健全、不完善。应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对社会集团、企业及个人等的信用评级机构,并加快信用法制化进程。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略论近代中国法学家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

王宠惠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和法学家。本文就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在立法例中的体现作了探索,并就其历史局限性作了客观评价。作者认为,王宠惠在近代中国刑法修订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引进当时世界上最新刑法的优点,将刑法从新兼从轻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先后纳入了当时的刑法修正案和刑事立法之中,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封建刑律中礼法结合、严刑峻罚、男女不平等、尊长卑幼不平等的传统在中国近代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削弱了其影响力,使近代中国刑事立法跟上世界立法的潮流。作者指出,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尽管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缺陷,但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学家,王宠惠能不断地抛弃自己陈旧而不合世界立法潮流的思想,接受和确立新的“适时”和“宜民”的思想,敢于否定自己的观点而接受他人合理的建议和决定,坚持立法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更新,这种对立法的认识和态度至今仍是十分可取的。     

上海率先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研究

个人信用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触及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信用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文章阐述了上海个人信用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论证了上海率先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环境和条件 ;提出以完善个人住房信用制度、推行经营者信用激励约束制度为突破口 ,建立上海个人信用体系的雏形 ;制定适宜的近期及中长期对策 ,推动上海率先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从“助人自助”看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文化背景问题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信念强调个人发展重于个人被动的需求,它植根于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格的尊严、个人的存在价值等西方传统文化要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助人理念本质上缺乏基于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个体独立人格的观念,助人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给与者与受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恩赐和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他们之间缺乏真实的平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社会工作价值信念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诸如价值观选择的困惑、信念与现实的困境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针对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问题,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应在文化能力的培养、价值观的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的训练上寻求突破。     

论我国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基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考虑 ,有对我国当代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加以深入探讨的必要。企业立法中的强行性规定 ,就是法定化原则 ,其适用范围涵盖了企业类型、企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内容。企业类型的法定化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市场交易平台 ,是市场主体的对话基础 ,便于在交易的过程形成普遍性的信赖 ;企业类型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在于各种类型之间运行机制的不同 ,而运行机制的载体则表现为各企业类型之间的结构有所不同 ,对此权威性的判别有赖于企业法的依法确定 ;企业行为的法定化问题 ,囊括了企业行为的实体要件法定化和程序法定化两方面内容。最后 ,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对中国独立企业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它是消除我国企业身份不平等规定的根本途径 ;其二 ,它有利于竞争性市场经济机制在我国的最终形成     

平等、效率与社会主义

平等和效益,作为人与人和人与物关系的体观,两者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由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所决定,平等原则与效率原则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舍弃平等,固然不可能是社会主义,但如果片面奉行平等至上原则,甚至不惜牺牲效率以换取平等,也决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平等和效率得以相互促进的机制。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