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从“理一分殊”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关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等义,与传统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总别和同异之议均有关系。当代新儒家直接承续了宋明理学的精神,面对时代问题,不断地吸收传统智慧以作新解,进而转化为当下思考的资源。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的思想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迷失和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社会里,义理世界渐渐失去了其同一性,甚至无"理"可讲,本根意识的杂乱无章或者消解,使得社会的同构性趋向于减弱,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无所依归的个体原子,本能式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而社会陷于分裂的境况,迫使我们不能不讲"理一"。因为,只有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性关联当中,在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里面,才能够重新找到渐次失落的意义本源,维持价值理性的同一性。但"理一"又不能够脱离开"分殊"来讲,而必须要置于"分殊"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下,在万事万物的个别性存有里面来明"理"。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熹释子夏“先传后倦”

"先传后倦"的命题是子夏与孔门弟子中同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在关于传道与为学次序的对话中提出的,子夏对何以先传"洒扫应对"的问题给出了经验的解释,但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朱熹通过对自己生活世界的观察思考,认为"洒扫应对"的小学功夫是立身成德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并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理"范畴和"理一分殊"模式为"洒扫应对"之"先传"提供了坚实的理由.本文试图对这一思想历程做一简要的梳理.     

试论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使理学成为一种更为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贯通天人与勾连汉宋——论《西铭》与汉学《孝经》之关系

《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是十分明显的。宋代学者对于《西铭》所阐发"理一分殊"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辩。反对者以为其理近于杨墨,支持者则认为《西铭》是借"孝"之理发明"理一分殊"之旨。明代以来心学突起,《西铭》与《孝经》的关联愈发受到学者重视,甚至有人以《西铭》全文注释《孝经》。现代不少学者从张载的礼学背景出发,认为《西铭》旨在以"孝"为纽带维系封建等级制度,这成为宋明以后对《西铭》与"孝"认识的一个重要补充。     

理一分殊何以重要——以程、朱的观点为视角

理一分殊作为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通过万殊而一贯与一统而万殊两方面,既确立了理的形上本体地位,更使本体理的体认有了下手处,即格物穷理。尤其是后者,一定意义上使儒墨、儒佛之异得以彰显。这一命题具有勾连形而上下的结构性的重要作用,使程朱理学与孟学之道统承继得以体现;也使儒与墨、佛之异、儒家之独特价值得以彰显。理一分殊的这些特点直接促使现代学者(如刘述先)探索儒学如何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在当代社会建立低限度的普适伦理提供理论依据。但同时也需辨析,这种探索是否已偏离理一分殊之本旨。     

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

罗钦顺从气本论出发,把"理一分殊"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并形成其固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心性论中,虽与朱子学不能完全相剥离,但也并非完全以朱子之说为模版,他的理气观一定程度上在心性论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如对人性二元的化解,性情、理欲的统一,都是他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

在朱子思想中,天理(理一)与自然之理(分殊之理)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浊气是否以及如何有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厘清。如果浊气无理,则与朱子宇宙论中万物皆有其理的思想相悖;如果浊气有理,则理失去对气的规范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气与不同类型的理。如此,难题依然会出现：不同的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既然天理和自然之理是连续一致的关系,为何作为秩序本身的天理是纯善的,而作为各种事物之秩序的自然之理不是纯善的?而如果自然之理不来自于天理,那么二者之间又出现断裂,与朱子思想相悖。天理既然纯善,又何以出现自然之恶?自然之善恶与人之善恶的来源分别是什么?首重认知心的横摄系统能否开出道德?天理的道德规范之内容是什么?文章的论述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并提出朱子理学开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可能性。     

朱熹“理一分殊”辨析

目前几种主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和朱熹哲学研究的著作,大致都认为朱熹“理一分殊”如同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和禅宗的“月印万川”,把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等同起来,是相对主义诡辩论,或指责说“理一”既可“分殊”又岂能“理一”,所以是自相矛盾的“怪论”。那些作者又都把“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哲学体系中的一般命题对待。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践形闺庭内 位育天地间——船山《西铭》题解之"孝"探微

王船山在《西铭》题解中,提出了对程朱"理一分殊"解释模式的批评:外在于"理一"的"分殊"如果不被克服,便无法真正实现天亲一本.于是船山提出"以父称乾"这一路向,来解决二本难题;其解决途径的基础,在于具体家庭生活中的"孝".家庭与"孝"为我们提供人道视域的起点,使得"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再是气化糟粕,而且因其被纳入人道视域而使我们可以从中体认天道.人道视域中的"物"让我们向天下敞开,人与"物"的存在方式在"形"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成能工夫要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用一源,以此为"一学一习上达天道"提供依据.致"孝"工夫通过浸透着德性的见闻之知,使我们参与到意义世界的生成之中,循序渐进以使"天亲合一"得以实现.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