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龙门派利用战争期间广大平民梦想和平的社会心态,在山西迅速扩大教势,全真教道观发展到了约300座以上,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势力最庞大的一个区域。元明之交,全真教衰落,但却遗留下一批像永乐宫与龙山石窟这样的全真教文化遗产。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七朵金莲最先放海上文章第一儒——论马丹阳与早期全真教的发展

在全真教发展史上人们较多地关注王重阳和丘处机的作用,忽视了第二代掌教马丹阳。事实上,马丹阳掌教时期是全真教发展的最关键阶段,对全真教早期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功绩卓绝,本文拟从组织建设、教义革新、扩展信众等方面全面分析其作用,敬请方家指正。     

“性灵”理论与金元时期性灵思想

中国古代性灵理论源远流长,自先秦诸子萌芽出"性灵"之概念,发展至明清而臻于丰富,自足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壮观之象,其对古代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之影响甚为深远。其中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对性灵理论做出了重大的演变和推助,将宗教涵蕴融入其中,使性灵的涵义得以拓展延伸,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     

龙门农民画产业化与政府角色定位

文章在分析龙门农民画变迁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龙门县农民画产业化进程中政府应该"角色淡化"和"加强服务管理"的两种不同观点,然后得出政府在推动龙门农民画产业化发展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同等重要的结论,最后为政府推动龙门农民画产业化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兴之路的共性及其启示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改革中兴之举,要么再造盛世,要么实现了社会稳定,大大延缓了王朝衰退的时间。通过借鉴贯穿汉、唐、明、清四大王朝的中兴之路,其内在逻辑共性主要在于:贤君勤政或能臣主事是决定中兴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而政策宽严适时应世、宽不失法、严不失德才是中兴改革之法;坚持宜稳不宜急、静水流深、持续不辍原则才有利于开辟中兴之路;坚持思想统一和外敛内稳的策略才能保证具体中兴革新措施顺利贯彻。这对我们现代全面深化改革有深刻启示。     

《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 ,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据清代非主流见解 ,依明代天启府志 ,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 ,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联 ,几乎成为定论。本文在引述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侧重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实分析出发 ,首次提出小说《西游记》的直接祖本《西游记 (平话 )》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本文建议今后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游记》之作者 ,并可在陕开辟“《西游记》旅游线路”。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金代全真教的男女平等思想及影响

全真教是宋金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其三教合一、成仙证真的信仰鹄的、真功真行并重之实践,以及完整的教制与戒律等内容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对金代全真教重视女性,使之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尊严和价值,并且赋予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责任。金代全真教这种男女平等的处世原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颇有积极的意义。     

今本《西游记》定稿前的创作“冲刺”——论明代中末期民间秘密宗教对“西游故事”的利用和再创作

包括黄天教和罗教在内的明代中末期民间秘密宗教,对元一明（前期）全真教教徒历经劫难而在长时间内形成的宣扬全真教教义（包括其内丹学）教史的“西游故事”,不仅加以继承利用,而且在长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内。对之进行了符合自己教义的再创作,使之成为传教的重要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这八十多年的再创作,是《西游记》定稿前创作的最后“冲刺”。它在今本《西游记》中留下了一系列明显的“胎记”。“五四”以来,大陆《西游记》研究的主流两眼只盯着儒生,对全真教与《西游记》的关联就不予承认,更难注目于此,现在是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论丘处机

丘处机是金元之际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思想家。他发展创新了“三教合一”的理论，使全真教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宗教史上一次重要革新。他向成吉思汗等蒙元统治者宣传济世安民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元朝某些统治政策的调整与改革，符合下层贫苦百姓的利益与愿望。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真道的创建与教旨

全真道是由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的。在山东半岛,他度化了七大弟子即后来的北七真,山东半岛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阵地。全真即全有形之物的本真,这个本真就是万物所蕴涵的道,道也就是真。人的本真就是人的本性,亦即人的道性。故全真道因倡导保全人的本真、纯粹人的本性而得名。     

从全真与禅宗看中国宗教思想的审美化

全真与禅宗是中国佛道二教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其思想均表现出明显的人生审美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以人之“心性”为核心,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流露出审美人生的本质特征;(2)淡化神性,肯定现实人生,高扬人的主体性,是审美精神的彰显;(3)主张此岸超脱,在凡尘俗世中修炼得道,在此岸中获得个体的生命自由和心灵解放,体现出强烈的人生审美化特点。基于全真与禅宗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其宗教思想的审美化倾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二教的研究可作为揭示中国宗教审美人生化的一个突破口。     

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及其影响

道教对于梦的研究由来已久,它既有关于梦的形成机制的理论,又有以“占梦”“禳梦”等为目的的操作系统,其中以“辟恶梦”之法最为重要。在“辟恶梦”方面,道教既通过默念咒语以祈求于神灵,又采取“叩齿”“咽液”和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特定部位的方法,并且还运用某类药物,要求“慎无语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对于古代中医学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其统治阶层是由蒙古族为首的多民族贵族的联合体组成.其治下各民族皆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当时佛教的禅宗和吐蕃佛教与道教中全真教派曾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提倡而先后风行一时,它们之间又曾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并由蒙古统治者出面主持了两教的大辩论,尽管道教辩论失败,但是道教在元代仍得到宽容,自然流行.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是元代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试论陈撄宁仙学的实质及其独立性

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潮兴起,道教日渐式微。为了争取道教的存在空间,陈撄宁以其慧眼卓识,高瞻远瞩地为道教的前途另辟一条径路——提倡“仙学”独立。陈撄宁率先提出“仙学”,但他提倡的仙学不同于古代的神仙学,而是一种贯通三元丹法的丹道学,其重点是内丹养生学。陈撄宁的仙学区别于古代的神仙学,又区别于儒、释、道三家,其根本在于仙学讲“长生”,讲“我命在我不在天”,仙学是可以改造人生命存在状态的养生学,可以补救人生的缺憾。仙学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性命双修的内丹养生学。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