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的祭天仪式

祭天是人们因崇拜和敬畏天上的神灵,祈求它赐福禳灾而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从殷代开始就有了隆重的祭天活动。到解放前,祭天仪式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仍以不同的形式保留着。本文主要是根据我们对居住在云南省碧江和兰坪两县的白族进行调查的材料对白族三个支系的祭天仪式作一些叙述和探讨。     

纳西族祭天仪式的功能和特点

"祭天"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和纳西族最隆重的节日.丰富的东巴经典籍和民族志资料证明,祭天是纳西人族群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标志,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整合而成的一个祭仪,它体现了纳西人重母系祖先的古代文化特点及其与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贵妇人,党母族"古风的相互关系.     

生态、仪式与象征符号——黎族槟榔歌谣的文化通观

某些物质符号被拣选和凸显,往往与其特定人群的认知体系、分类体系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黎族日常生活中礼物交换、歌唱吟咏和仪式生活中"嗜槟榔"现象,形成了一种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将黎族槟榔歌谣置于地缘、生态与文化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槟榔"成为该族群日常与仪式生活中的重要植物意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在仪式中的功能和意义。     

纳西祭仪中隐含的文化主题

纳西人把祭天视为每年周期性举行的最为重要的仪式。祭天仪式中的三颗神树分别被称为美、达、许,即天神、地神和中央许神。在祭天的这则迎娶天女的神话中,透露的是一个纳西社会母系与父系错综的婚姻与繁衍生殖乃至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空间研究--以贺州土瑶安龙仪式为例

仪式研究是人类学传统四大研究领域之一，考察仪式中的空间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面向。安龙仪式是土瑶社会中常见的重要仪式，师公企图通过仪式表演进行人神之间的沟通，将人与神、鬼之间关系以及所属空间置于秩序化状态。安龙仪式的空间设置和仪式过程都蕴含了丰富的空间象征意义，镶嵌着土瑶人独特的多层次多维度空间观念。     

客家民间传统仪式音声研究——以五华“扮古事”为例

五华"扮古事",是广东五华客家人为纪念宗族始祖诞辰的民间传统仪式活动。"音声"是仪式展现中的一部分,扮古事整个仪式中自始至终被各种音声覆盖,音声是构成扮古事仪式的结构因素,是五华人与人、人与神交流互动的特定符号。本文试图以音声为切入点,将其置于仪式和信仰环境中分析音声体系的结构、在仪式中的运用、音声的制作过程,以达到对"仪式中音声"内涵的宏观认知。这是一个从"点"(音声的形态体系)扩散到"面"(生态环境———音声在仪式中的运用),再回到对"点"认知("仪式中音声"的内涵)的方法学思路,期待借此个案进一步深入理解仪式音声观念。     

人生仪式与审美象征

仪式是一种传达知识和信息的手段,一种将祖先的"创世"神话传承下去,并使后人借以更好地生存下去的方式方法。仪式与艺术缘生存活动而化合同构,远古歌舞仪式即是人类祈求食物丰盈、生命永恒的艺术类型,现代文学亦潜隐变化不断再现。它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象征意蕴。     

仪式的整体形制与身体表达——云南花腰彝“德培好”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以人类学仪式研究观之,重大的纪念性祭祀仪式大多伴随着英雄祖先与族群认同,云南省石屏县哨冲镇水瓜冲村的花腰彝"德培好"仪式即为范例。仪式的身体表达和身体行为无疑是实现仪式整体形制和意义的重要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德培好"仪式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这些因素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对历史的"去圣化"现象。这也是仪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需要正视的"异化"现象。     

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各种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的施行中,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     

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

汉墓画像中多有孔子见老子图。学界的解释往往执著于历史上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文本,而忽略了汉代道教经典和仪式文本的存在及其直接解释意义。当时老子已是道教中极崇高的"太上老君",其神格仅次于西王母;孔子率众弟子拜见老君,乃"得道受书",证明其命"上属九天君",不经北酆鬼官之考谪,成为仙界地位较高的真人。孔、老之间常见的稚童项橐也有相当高的神格。汉墓中孔子见老子画像须于宗教视野获得合理解释。其所表达的是,在地下的世界,死者将和孔子及其弟子们一样,往拜老君得道受书,将免鬼官之谪;而"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乃成仙。这就是汉代道教关于死者在冥界转变成仙的仪式逻辑。孔子见老子图乃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话思维与古希腊仪式文化

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宝贵精神遗产。作为古希腊民族精神的产品,它既具有一般神话思维共有的普遍属性,反映了原始人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审美观,又带有希腊民族文化的烙印,反映了古希腊历史、文化和人的精神风貌。古希腊仪式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也是以神话为支撑的。那种神话思维下的以礼敬神明为目的的古老仪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渐渐地外化成了一种公共行为,从而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仪式文化。     

孩子的幸福成长需要仪式感

正仪式感为孩子注入安全感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入眠,也会带给孩子安全感,使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当"睡前故事"成为习惯之后,不用大人提醒,孩子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故事听完了,现在我该睡觉了"。仪式感能留给孩子美好的回忆别缺席那些对于孩子来说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家长会、亲子运动会、汇报演出等。在这些活动中,孩子特别渴望被人重视,家长的出现会让孩子对自己充     

"面缚":古代投降仪式解读

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礼俗制度等方面考察,古代投降仪式及请罪中的"面缚",其含义既非少数人所说的缚双手于胸前面前之意,也非个别人所说的"系颈或缚首"之意,而是指反训的"背缚"或"反缚",其具体做法是既系脖颈,又缚双臂、双手于身背之后.作为古代投降仪式的一个动作,"面缚"多发生于改朝换代或战乱之际,至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面缚"的使用更加频繁,这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与其他动作一起构成投降仪式,二是单独构成投降仪式,三是用于大臣向国君的请罪,四是成为"投降"的代名词.     

热贡"六月会"仪式的苦行与牺牲

六月会是青海省东南部热贡地区的一个民间祭祀仪式,这个仪式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中的苦行,这些苦行是在藏传佛教广泛流行之前,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以及现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吐蕃本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相互"涵化"而形成的,村民通过流血和牺牲等来取悦神灵,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使村庄和村民得到神灵的保护,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关系和谐、永葆安宁.这些"暴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史价值.     

仪式作为意动叙述——兼论仪式与戏剧的区别

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仪式作为一种行为叙述,具有明显的施行性和目的性,类似于"以言成事",是一种典型的意动叙述,同时仪式叙述具有一层框架,以取信为目的,也是一种纪实性的叙述;与仪式相交织的戏剧以当下的表演为主,类似于"以言行事",是一种演示类叙述,戏剧的观众悬置了戏剧的"真实性",以旁观的姿态欣赏和批评戏剧,具有多层的叙述框架,是一种典型的虚构性叙述。     

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     

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研究——基于女性叙事的视角

"打喜"仪式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为新生儿诞生而举行的庆祝仪式。这一特殊的人生仪式以嘎嘎为核心,由嘎嘎一方和奶奶一方的亲属和乡邻共同操持、参与和分享,它既是对嘎嘎经济实力、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的考验,也是亲家双方人际关系和才艺智谋的较量。"打喜"仪式是清江土家族女性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女性叙事成为解读清江土家人生命传统的独特视角。     

论北魏西郊祭天

鲜卑拓跋部传统的西郊祭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历程。祭天地点由早期的不固定转为固定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始祖神元帝首次祭天选在夏四月,很可能与汉文化的历法思想密切相关。天坛四门的四种颜色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但追究源头则来自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尽管道武帝皇始元年已经成为天子,但是在举行西郊祭天时则以"可汗"身份。这说明拓跋珪在北魏政权内,具有"天子"和"可汗"两种不同文化的称号。     

汉大赋的"亚仪式"特征及其意义

汉大赋的"亚仪式"特征,指由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构成的一种言说形态的隐含性质.乐歌因能通神而成为原始宗教仪式的言说形式;原始宗教仪式赋予乐歌以神圣的意味,也决定了<大雅>与<颂>歌功颂德的必然言说内容和神圣地位.汉代经学兴盛,使从原始社会以来经由先秦礼乐仪式的强化而形成的乐歌的"仪式情结"得以延续.这主要表现在对先秦仪式歌乐<大雅>与<颂>的颂德之诗和音乐言说形态的继承方面.汉大赋虽然不曾用于仪式,但却也具有"亚仪式"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及其隐含意味,确立了汉大赋在汉代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