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批评家对“陶”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以《文心雕龙》“援陶论文”为例

魏晋时期,一些本来是陶器制作的术语如"熏陶"、"陶冶"、"陶铸"、"陶钧"等,被逐渐引入到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成为魏晋批评家思考文学现象的"思维模子"。治陶技艺与为文作诗的相互启发构建了富有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文心雕龙》为其代表之一。刘勰继承前人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陶"审美模子论文。在《文心雕龙》中,存在大量援陶论文现象及由"陶"派生的文论术语,体现出刘勰独特的文学批评个性。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这是一个新的开拓。     

吴承学学术成就简介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56年出生于广东潮州。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我国首位古代文学学科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两大文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近40篇,并出版《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     

从《琵琶记》“三不从”关目的设置看蔡伯喈形象的创造

长期以来, 在 《琵琶记》 研究中, 蔡伯喈一直是一个最具争议的人物。但争议之所以引起, 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看, 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则诚对原有故事的人物原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透过作者与读者相互关系的角度, 从作品改造的核心部分——— “三不从” 关目入手, 来分析和开掘 《琵琶记》 中蔡伯喈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论《琵琶记》“不团圆”的三个层面及其原因

《琵琶记》在整体结构上是“大团圆”与“不团圆”的复合,其中,“不团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二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不合情却合理的选择,三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细腻而深刻的悲剧性心理。高明的独特经历与个性是《琵琶记》“不团圆”的重要原因。     

《琵琶记的演出》与“时代错误”

梁实秋先生在《琵琶记的演出》一文中,很风趣地回忆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和谢冰心、谢文秋等人一起演出中国传统戏剧《琵琶记》时的一些往事。梁实秋先生写道:“琵琶记有几个人懂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剧中原有插曲一阙,有赵五娘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唱词阙,意思是由演员自己选择。结果是赵五娘用四季相思的小调唱‘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是唐朝的贺知章作的,唱的人赵五娘是东汉人,这是多么显著的时代错误!事后也没有人讲话。”梁先生为人为文皆朴实雅正,自然认为不当犯这“时代错误”。其实这并非赵五娘的扮演者谢文秋女士独犯的错误,高明在《琵琶记》中到处都有这么“显著的时代错误”。试     

从早期传本论证南戏的创作和成书(下)

二《蔡伯喈》抄本在讨论南戏《蔡伯喈》即《琵琶记》之前,有必要先对《南曲九宫正始》一书的可靠性问题略加考察。此书收录《琵琶记》曲文约一百八十支,《荆钗记,六十四支,《刘知远》五十七支,《拜月亭》一百十九支,《杀狗记》六十一支,以它们以及其它南戏佚曲同现存较早的版本作对照,基本上都相吻合,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

一、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长生殿》的“蟾宫相见”,...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经典“阐发”和哲学话语创新:郭象《庄子注》的启发

本文考察郭象《庄子注》在经典"阐发"过程中的哲学话语创新。经典"阐发"是创造性地朝着诠释者特定的哲学方向忠实地阐发经典的义理潜能。哲学家在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回应时代问题,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理论与现实及德性之间的互动,实现"述而作"与"作而为"的统一。在经典阐发的过程中实施哲学话语创新,旧语汇之安顿和新语汇之开发往往相辅相成;旧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旧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亦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而新话语"体系"需要包含一系列相互支撑的新语汇。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五四新文化倡导话语辨析

五四新文化倡导期间,足以代表"科学话语"的是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月刊,但该刊主持者之一任鸿隽是以文学革命"反对者"的面孔出现的,《科学》在话语层面与《新青年》相对立。与《科学》的"科学话语"的对立显然不利于偏重"人文话语"的《新青年》的新文化倡导,如把"灵学"视为"迷信",而与"科学"相对立。改变《新青年》与《科学》之间话语隔阂的,是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而真正实现"人文话语"与"科学话语"相联系的是胡适。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倡导而言,实现"科学"与"人文"之统一与融合,仍然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琵琶记》的作者问题

《琵琶记》的评价,从它问世以来就有分歧。而高明是它的作者,几百年来众口一词,没有怀疑,直到最近彭飞、朱建明同志的论文《琵琶记非高明作考辨》才对此提出异议。他们的论据,有的可以见仁见智,作不同的解说。如作品反映的大饥荒是否局限于某一地区,既可写实,也可虚构,不足以证实或否定高明的著作权。对此可以不加讨论。主要论证如下: 钮少雅、徐于室《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在清初顺治八年(1651)编校完毕,十年后     

正确评价“一论”“再论”的作用和影响

苏共20大之后,中共中央先后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习惯上称为“一论”“再论”或者“两论”）。这两篇文章不论是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     

忠孝节义的理想化和内在矛盾——论《琵琶记》中的封建道德观

高明把《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改编成了非常理想化的《琵琶记》,并赋予了它一个大团圆结局,表达了他一直尊崇的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观。《琵琶记》中所表现的道德观过于理想化,使得戏文中出现了某些矛盾和不合常理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琵琶记》成为一部成就极高的不朽作品。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中国古代的“十日”传说

"十日"传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之一,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和研究,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十日"传说的基本内涵与流行地域有关"十日"传说的记载,最早见于《归藏》一书.此书今虽不传,但可以从《文心雕龙·诸子篇》中的引述窥知其概略:《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姮娥奔月.先秦文献中涉及这一传说的还有《庄子》和《楚辞》的《招魂》、《天问》诸篇.例如,《庄子·齐物论》中记有: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最先参照西方文艺理论,经由《〈红楼梦〉评论》等文章而建构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批评体系,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潮流与模式。此乃其文学研究"得"之关键所在。然而,《〈红楼梦〉评论》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长期被学界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人的精神大相违背,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红楼梦〉评论》表现出以西释中批评模式的局限性,此乃其比较文学研究"失"之体现。其研究之"得",启迪我们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要自觉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主来融会西方文论;其研究之"失",对今日仍盲目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的批评模式,则具有不可忽视的警醒作用。     

"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