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胶州湾事件

胶州湾事件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之一,对晚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翁同龢作为奉旨办理该事件的重臣,因对近代外交懵懂无知,既不了解德国的最终欲求,也不了解德俄之间的相互勾结,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不明就里,处处被动。胶案发生伊始,一度寄希望于俄国的帮助,主张联俄;而后,基于对德交涉比较顺利,转而反对俄舰来华。而在与德国的交涉中,本来想减少损失,提出“另指一岛”,结果却步步落入德国租借胶澳的圈套。翁同龢办理该案可谓心力憔悴、屈辱备尝。而他因办理胶案激发出来的对中国变法重要性与急迫性的认识,与甲午战后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产生共鸣,成为维新思潮在戊戌年走向实践的重要背景。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商标交涉

商标法规的制定和实行本属一国内政,但在近代中国弱势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商标法规却遭致西方国家的诸多干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关商标法的对外交涉,是中国在中外商标交涉中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商标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实行逐渐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干涉,反映了国内工商业界的诉求,在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许景澄与帕米尔交涉述论(1890～1896)

帕米尔交涉是许景澄在驻俄公使任上耗时最长、费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桩交涉案。在交涉过程中 ,他一方面“通声气”、“采虚实” ,谈判磋商 ,传递情报 ,一方面根据他对帕米尔和俄国侵略意图的认识提出建议 ,为清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他的交涉过程可以分为 :建议“严保我界 ,三国各不侵占” ;赞同“派员会勘 ,定分各界” ;反驳“先撤卡 ,后勘界” ;出札守兵 ,坚持陈约 ;举荐庆常 ,继续交涉。中俄“两不进兵”的交涉结果可谓差强人意 ,但帕米尔问题终成悬案。许景澄与帕米尔交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情事变更下再交涉制度的理论构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未明文规定再交涉义务,而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确有引入再交涉制度的必要性与实践基础。再交涉义务在性质上应属于单方义务、行为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应区分再交涉义务与诚信磋商义务,前者仅包括开启交涉的义务。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仅为合同调整权限的限制或变更,交涉过程中一方确有损失的情况下,另一方可类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损害赔偿。     

从比较法的视角论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实效性与界限

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合意,是对合同交涉自助原则的制约,也是一种期待利益的表现,它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制独占合同交涉权的依据和法律效力是有差异的,但在独占交涉义务合同条款中注意设置技术性和合理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涉、缔结乃至诉讼过程中的风险。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制度 人脉 个性——南昌教案交涉与晚清政治格局

在晚清教案史上按察使在中外交涉中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但1906年南昌教案中余肇康却以按察使身份主导了中法双方在赣交涉进程。从制度史角度看,这在晚清教案交涉中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南昌教案的交涉背后,牵扯了复杂的人脉关系,反映了清末的政治格局。余肇康的人脉固然很强大,其本人也主导了中法双方在江西的交涉,但最终左右此案结果的是胡廷干和梁敦彦背后的北洋势力。余肇康和胡廷干各有奥援,由余肇康主导中法在赣交涉很大程度上是胡廷干和余肇康个性差异使然。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

有清一代,中朝两国界务,几经交涉。康熙朝即有穆克登查边,光绪朝又有两次勘界。其后,沙俄插手,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扩大成“间岛案”,至此中朝交涉实质上遂转为中日交涉。迨至1909年9月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这一错综复杂、曲折漫长的界务交涉始告结束。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中朝界务交涉的早期阶段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美国关于清末华南反美风潮之应对--以美国领事层面为中心

华南地区自1904年始即有反美情绪酝酿，并最终掀起抵制美货运动的反美风潮。美国在一起华人买办命案中处置失当，重创其在华形象，而广州美领事错估形势，则令美国在华南之交涉陷于被动，以致美国方面企图利用连州教案对华施压及进行武力恫吓，以此平息反美风潮。然而换来的是美国于庚子后在华南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形象与商贸利益严重受损。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0 7-1 90 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清政府在两年余的交涉过程中 ,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论证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日本在交涉过程中调整外交策略 ,以“间岛”为筹码 ,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 ,攫取了大量路矿权利。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 ,不能孤立地分析 ,而应该把它与同时期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孤立地看待 ,难免以偏概全     

交涉与合意:论诉讼的本质——一种诉讼法哲学探析

诉讼以社会纠纷的存在为前提,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因而,诉讼体现了社会主体面临纠纷时寻求解纷的意志要求,以社会主体意志性为最本质特征。诉讼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体为了解决纠纷而进行的交涉与最终达成的合意。诉讼中的私力因素逐渐走向前台,与公力因素之间形成内容与框架的关系;不仅诉讼和解而且判决也蕴含着交涉与合意的契机,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较之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更核心的地位。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理论发展和制度设计也呈现出向着交涉与合意的诉讼本质不断回归的趋势。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张栻早期工夫论考

张的工夫论在早期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进而提出察识端倪说之思想;这是其早期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但是,学术界往往将张与朱熹的思想“等量齐观,”从而认为张的思想与朱熹的思想并无二致,或差别不大;本文旨在考察张早期工夫论思想,并进而探讨张与朱熹的思想交涉,以及在这场交涉中张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     

近代中英撤邮交涉论析

近代英国在华非法建立了一批邮局。自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筹划撤销这些邮局,并向英国进行交涉,英国却不断推脱延宕。华盛顿会议期间及会后,中英撤销交涉取得突破,但英国在华建立的邮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全撤销。因为英国的顽固与中国的衰弱,中英撤邮交涉可谓艰难而漫长,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值得肯定的外交斗争。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