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

文章以中晚唐时期幕府中落第士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入幕的动机、实现入幕的条件、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幕府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晚唐时期幕府为落第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途径,并解决了一部分落第士人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落第士人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

唐朝是下层士人迅速发展壮大时期,本文以唐朝与下层士人有关的赋税和徭役制度为切入点,探究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层面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背离,进而研究这一时期下层士人的整体经济状态。     

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本文分析士人于明清之际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流动的诸种动因、背景,尤其着重于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关系,由这一具体方面展开的士人命运.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论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

元代士人游历之风盛行,其游历观念值得我们关注。所谓游历观念,是指士人对游历行为的看法和褒贬。在元代士人看来,游历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可以登山临水、开阔眼界、增益学养、求仕求禄等。换句话说,就是游以致用、游以行志、游以助学、游以助文。元代士人在不否定游历多样化功能的同时,强调要在游历中传承和发扬儒家之道。在这种意义上,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岭南刘氏招揽士人,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逐步消灭境内军阀,建立南汉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君主宠任宦官,用刑残酷,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钅长)时期,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士人受到排斥,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南汉趋向灭亡。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