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省思

法治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就其本体而言,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慰藉,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现代西方法治,其纯粹依赖以人性恶为基础产生的法律只是以一种外在强制力实现对人的约束,缺乏对人的一种内心塑造,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应传承儒家思想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精髓部分,强化道德教化,促进良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自觉遵守。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要求,吸取西方法治中的“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先进文化,实现我国的法治理想。     

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诚信作为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有不同的内涵,但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一方面诚信是法治的本质和核心;另一方面法治是诚信的重要保障。二者的相互配合,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诚信

中国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度 ,有着良好的诚信传统。讲诚信既是道德伦理的需要 ,也是个人自身利益和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 ,有必要加大讲诚信的宣传 ,通过法治渠道构建信用体系 ,在整个社会营造诚信风尚 ,提高信用水平     

“许霆案”的定性分析及其引发的法治思考

"许霆案"因学界对许某在ATM机上多次恶意取款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产生诸多争议而广受社会关注.对许某行为应做分解并进行定性分析,其行为在拒不返还所得利益后转化为侵占.在法治社会中,制度规则应当以"人性恶"为前提基础进行设计,但不应对人在法律上的道德标准要求过高;法律制度对社会风险负担、利益分配应协调平衡.     

论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

诚信从本质上来讲属于道德范畴,主要应当靠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解决。但在现代社会,诚信还应当是一种法律范畴,必须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法治的视域看,重建政务诚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在政务诚信构建中的作用,深入推进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政务诚信作为诚信原则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体现,具体包含行政目的正当、信息真实可靠和信赖保护等基本要求。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必须将这些基本要求贯彻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并加以法治化的制度支持和保障。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民意沟通机制、诚信责任追究机制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法治化保障机制。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维护社会稳定的法治路径分析——以十八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为指引

将法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方式是十八大报告作出的重要战略性部署,也是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的经验总结和现实需要.通过法治路径维护社会稳定,不仅要确立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权等法治理念,而且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理顺社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权利,规范国家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     

现代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

崔宜明在《学术月刊》2 0 0 4年第2期撰文《契约关系与诚信》指出,中国道德传统中的诚信本于“天人关系”,以天赋良知为基础,所展开的语境是纵向的义务服从关系。现代诚信本于“契约关系”,所指向者是人、他人,所展开的语境是横向的权利平等关系。现代诚信以社会权利为基础,不是天赋良知的发现和实现,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实现。现代诚信建设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和建设,核心是信用制度的建设,关键是公信建设。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法律和舆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乃至以个人的“政绩”为公共行政目…     

论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诚信道德置身和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在市场经济社会,诚信是契约精神的内核,是提升和强化竞争优势的社会资本,是防止市场扭曲、实现谋取正当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前提.它作为市场契约的基础、市场竞争的要件和合理获利的保障,构成了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德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诚信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前提.因此,现代市场主体是"诚信经济人",体现着经济人的追求与社会人的实现的统一.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加强我国信用建设

现代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内在动力和可靠保证.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羁绊,因此,加强我国信用建设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应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德法并举,统一发挥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一方面,实施德治,培育人们自觉地恪守和践行诚信原则的观念意识;另一方面,厉行法治,完善法制建设,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试论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及其规避

一 道德是指一系列用来评价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原则.道德及道德活动在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有序和合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是法律所不能代替的,而且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向表明,对法律的道德性的追求应该成为人类法治历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信用的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问题的根本是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法律规定了权利、义务、责任,而利益规则却是法律规范制定的基础。信用必须依靠法律保护与约束,不然只是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出现许多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信用问题,因此,相关的法律制定应具有一定"超前性"。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约束并不强求市场参与者都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应遵守公平、公正、守诺等起码的信用道德,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应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德法互动"以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促使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与此同时,也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契约关系与诚信

中国道德传统中的诚信本于“天人关系” ,以天赋良知为基础 ,所展开的语境是纵向的义务服从关系。现代诚信本于“契约关系” ,所指向者是人、他人 ,所展开的语境是横向的权利平等关系。现代诚信以社会权利为基础 ,不是天赋良知的发现和实现 ,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是个人利益的实现。现代诚信建设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和建设 ,核心是信用制度的建设 ,关键是公信建设。所以 ,现代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公民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制度 ,并努力促进所有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尊重公民社会权利的基础上实践其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公共职能。     

中西传统诚信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其现代价值

中西方传统诚信道德教育各有不同。在教育目的上,中国人的诚信重在人格信任,目的是加强个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内圣外王”的品格,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西方人的诚信则是一种契约信任,以法律为基础,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在教育内容上,中国人强调对个人进行诚信道德教育,教导人们做人、做事和处世的经验,适用于宗法等级“熟人”社会,重感情、情理;西方人的诚信更多的是法理意义上的,重理性,法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中国人的诚信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但对“失信”行为缺乏社会制约机制;西方人的诚信则重视功利和好处,建立了完备的信用体系。今天,诚信道德的精神实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以及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展都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大学生公民诚信道德研究

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下,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公民道德诚信的内涵、社会功能。首先,通过对传统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思考,指出现代公民社会所要求的诚信应该是普遍信任、契约信用和理性诚信的统一。其次,分析了诚信作为构建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社会功能,指出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内涵中的诚信规范既是对做人的一种德性要求,又是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机制保证。     

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道德中心主义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用道德代替政治,使政治道德化;在看待道德与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贬斥法律特别是刑罚的意义。道德中心主义还主张“人治”。现代社会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高度民主和严格的法治。长期以来,道德中心主义始终是阻碍中国社会向这两个方面前进的主要绊脚石。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关于法治基础的德治之浅见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建设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前者靠国家机器和威严来起作用,后者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学习和领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把握其精神实质,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