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

德国禁毒法以特别刑法和行政立法为主,特别是于1982年实施的《麻醉品法》体现了德国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德国禁毒法建立在“毒品是危险的”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之上,并希望通过刑事惩罚限制毒品使用的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但是,德国现行禁毒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立法与德国宪法精神存在紧张关系,同时也与刑法的罪责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存在冲突。而要协调这种冲突,有必要调整禁毒法的基础理念和刑法原则。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的内涵及其评价

在探讨犯罪的概念及实质的过程中产生的法益概念虽然至今都很难获得一个毫无争议的明确定义,德国立法和司法界至今都对法益概念的批判功能持怀疑态度,但这些事实和难题却都难掩有着近180年历史的法益论的宝贵价值.一元的——人本的系统批判的现实的法益观符合法益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内涵,在后现代工业社会里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应发挥对“现代刑法”的批判功能.相反,放弃法益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一味顺应对集体法益的扩张保护,是与法益论的历史精神背道而驰的一种错误选择.     

网络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观：理念回应与路径优化

网络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新了社会样貌，并带来诸多风险，其中一些已影响到刑事立法观的抉择。在刑事立法观内部，出现了三种学说争议。其中，消极主义刑法观被视为是不宜采取的保守路线，积极主义刑法观因为过于激进也被摒弃，此时就凸显出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优越性。实际上，智能时代出现的社会样貌还从根本上冲击着法益保护原则，尤其是法益内涵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在法益保护原则的检讨下，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此，以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为指导，形成了以内化为主的刑法解释路径和以扩充为辅的刑事立法路径。     

建立多元化的法益保护机制探究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保护法益的思想贯穿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在犯罪进程中不仅要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犯罪人也要坚持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框架内依法进行处罚,防止对犯罪人适用不当的刑罚,从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法治目标。犯罪行为发生前主要通过一般预防来保护法益,犯罪行为发生中主要通过及时制止犯罪行为来保护法益,犯罪行为发生后主要通过对犯罪人及时进行处罚来弥补法益的侵害。     

中国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研究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事关中国刑法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刑法立法应是符合中国客观情境及发展需求的正当性立法,积极的刑法立法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现实对刑法的需求,但不等于刑法万能主义。应依据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刑法立法的正当性。能够通过对现有条文的解释即可做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判断的行为,无须再做新的立法规定。在基于特殊社会政策、行政性法律法规以及生活习俗需要等情况下的无被害人越轨行为、前置性规制缺乏的行为、前置性救济措施尚未穷尽或者法益侵害程度尚不具备实质刑事可罚性的行为都应当阻却刑法立法。     

宪政视野下的“风险刑法”反思

“风险刑法”无论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迥异于传统刑法,也对其形成一定的冲击与超越.“风险刑法”在风险治理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风险刑法”也须以宪政为基础,从宪政维度反思其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警醒,从宪政视野解读其发展取向是未来的期许.风险刑事立法的谦抑、风险刑事司法的克制、宪法性法益概念的引入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是“风险刑法”基本发展取向,其将使得“风险刑法”的安全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的缓解.     

我国身份犯立法之检讨

我国刑法在对某些身份犯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处罚的规定中,存在诸多问题,使身份犯理论的贯彻在我国刑法中很不彻底,甚至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故而,笔者建议,可以通过立法对某些身份犯罪进行修正与完善,使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和司法更好地结合,同时也使我国的刑事立法更加趋于成熟与理性.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刑法立法解释

随着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刑法解释已不仅仅是刑法学术领域的独有命题,也是刑事领域的实践命题,其中刑法立法解释穿行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刑法立法权与刑法解释权之间,不同解释立场、不同解释目标的存在加强了刑法立法解释的取向多元化、功能复杂化,在此种格局中对刑法的立法解释进行刑事政策立场下的考量亦成为可行的路径,研究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互动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利于刑法适用的明晰和刑法原则的统一。     

法益论下商业秘密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将知识产权法益论引入刑法领域,有助于商业秘密刑法保护摆脱"权利思维"套路,解决刑法立法和司法上不少分歧问题。作为刑法法益的商业秘密是一种未上升为权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益。以法益论为工具来分析侵犯商业秘密罪,在行为构造上,"违约型"构成行为宜提高刑事门槛;在结果限定上,非"间谍型"构成行为应坚持损失结果的严重性。商业秘密刑事司法应回归谦抑性,摒弃"刑事司法优先论"的做法。     

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事件凸显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及监管存在的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刑法理论是值得提倡的。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对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功能,加强公共安全法益的保护,优化食品添加剂安全法益结构。笔者认为,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调控的刑法功能表现在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分担、风险转移,即安全法益分级、法益前置保护、严密刑事法网、风险义务分配、刑事推定适用等五个方面。     

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基于《物权法》的若干思考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借助法学类型化研究工具,基于我国国情,探讨公共利益本质问题,提出在实体角度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同时,强调从程序上完善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论刑法中的共犯与身份

现行刑法总则部分并没有专门规定身份,理论界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共识,而身份与共犯交织,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文章首先在论述共犯与身份基本内涵基础上,探讨身份犯的本质。在处理共犯与身份的定罪问题上应坚持法益侵害说;在处理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应采用实行行为说并以法益衡量原则为补充;在有身份者帮助和教唆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必须重视我国将身份作为特殊主体构成要件的实际情况,应对有身份者按间接正犯处理,对无身份者作无罪处理,重点打击有身份之人。     

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

法益概念是作为社会的实在概念的“利益”与作为法的评价概念的“法的要保护性”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发挥犯罪说明的机能、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界限的机能、犯罪分类的机能和犯罪定数的机能等。历来的学说都是将一个刑法法规中只存在一个保护法益作为当然的前提,实际上在一个刑法法规中存在着复数的法益并存的情况,即,存在着复数的法益以“对等关系”或者“优劣关系”相结合的重叠并存形态和复数的保护法益并列且相互分离的并列并存形态。     

刑事被害人救助路径探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已将其作为刑事犯罪领域的重要课题。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研究时间较短,国家立法层面上作为较为迟缓,但地方已经展开探索。因此,从社会维稳需求、刑事利益平衡、刑罚理念基础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进行法理思考。同时,认真分析国家最新的立法动态,总结各地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综合从救助原则、救助对象与范围、救助标准与方式、资金来源、救助机构、救助机关以及救助程序上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基本体系。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反思

通过梳理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法律规范、国家机关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文件、立法实践活动,提炼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政策与制刑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而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应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最终做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导向,注重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坚持特定时期的犯罪化、重刑化,并以非犯罪化、轻刑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个人信息:从财产属性到公共利益属性——基于信息产权制度构成理论的比较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在个人信息人格权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财产属性并以此确立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观点层出不穷。然而，个人信息具有不同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属性，劳动财产理论、人格权财产理论以及经济激励理论等信息产权构成理论并不能成为构建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基础。产权制度注重个体支配而淡化了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不仅难以激发企业的内在驱动力，还限制了信息主体人格自由发展，并由此催生新型不平等关系。个人信息保护应侧重于公共利益考量，涵盖“公共人格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两部分，前者为人格属性的升华，后者则为财产属性的本质。公共利益属性内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引配置权益，回归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正义价值。一方面，法律应当在信息主体人格权益优位保护的前提下确保信息企业无偿且平等地获取个人信息，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可类比环境治理，以技术规范信息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为修复公众对数字环境之信任，个人信息事后司法救济应采取民主途径，并将信息处理者的制造权益风险与其举证责任相关联。群体性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与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利用二者并非处于对立面，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也表明，双方可据之促成共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