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任继愈的儒教观及其宗教思想史意义

任老的儒教观包含几个基本观点:儒学是学,儒教是教;儒学宗教化,形成儒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儒学宗教化有其自身思想神学性的原因;儒教要批判,但历史上的儒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不能简单否定了事.这些都对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有启示意义.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的思考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 ,一直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问题 ,近来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探寻两者的差异为了一个颇显新颖和深刻的突破口。本文结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等东亚国家成功的现代化 ,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重点强调了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合理因素、积极因素 ,但同时也说明了中日等国儒家文化的不同 ,认为儒家文化只有通过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发展才能获得新生 ,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发掘儒学智慧塑造时代精神——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综述

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中共衢州市委、衢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社科院承办的"2010第三届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8日在衢州市隆重召开.来自国内二十几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一些国家的5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在"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下,围绕"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全球化进程中儒家文化的创新"、"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从儒家文化看东亚经济腾飞

儒家文化的“纲常、仁政、信义思想和勤俭、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东亚经济腾飞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儒教与皇权结构相关”与“儒教基本精神伦理”的分析剥离,可解决韦伯对“儒家文化有碍社会现代化”论述与本文分析的矛盾。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儒家法文化的被现代化之一例

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化人和关注中国文化的人。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法文化只是儒家文化母体中的一个子体。它的被现代化问题无疑与整个儒家文化的被现代化问题有着共性,但与儒家文化母体所含的道德、伦理、心性、美学、教育等子体相比,又有其特殊的困难。也就是说,儒家法文化能否被现代化的问题,是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既相同又有异的问题。如果第二期儒学以博大的胸襟整合了西来的佛教文化,那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其能否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有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回应。同样,…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

<正>儒学的历史,一方面是统治者对儒学利用、改造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儒学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但孟子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孔子的思想。同样,孟荀并称,两者见解也不完全一致。汉唐经学、宋明理学,都有自己的特色,侧重点各不相同。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子以及儒学的命题和思想范畴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构成了儒学发展的历史。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是名正言顺的儒家文化研究的课题。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

在近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某些欧美日本学者师承韦伯的理论,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孕育出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某些海外华裔学者则宣扬"儒学第三期复兴",呼唤儒家文化风行的"第二轴心时代".前者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狃于多而失于一;后者忽视传统文化本身是二元的甚至多元的事实,执于一而失于多.二者都不能科学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问题.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儒家群体主义对我国现代化的利与弊

儒家群体主义对我国现代化的利与弊刘俊杰面对市场经济和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多中、外学者想从东方传统文化寻找济世良方，儒家文化从而受到青睐。有的学者把儒学归结为一种集团主义、群体本位主义，认为它更适合大工业时代。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和...     

来稿摘登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所董四代认为有5个方面:①现实主义的人生观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儒家文化强调入世,注重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这就使人们敢于直面现实,敢冒风险,失败了再努力,直到成功。②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可以发挥出整体的优势。儒家文化强调群体本位,注重在群体中求得个人发展。美国著名学者赫尔克·卡恩说:“新儒学文化今天也许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需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析儒学在日本的整合

这里说的是一个关于儒家文化的老话题，不过，本文希冀做到的是，把儒家思想在日本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作为文化切片，探讨一下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一、儒家学说在日本的不同命运日本是世界上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度。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中称：“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①这说法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它道出了中日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儒家文化传入日本的确切时期该在6世纪初，公元513年6月，百济派五经（《尚书》、《周易》、《诗经》、《春秋》、风记》）博士段杨尔赴日讲学，开儒学传入日…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至晚在公元前2世纪初,已经有能够讲授儒家经典的中国学者进入朝鲜半岛北部,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之始.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也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最早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儒学可能与谶纬卜筮关系密切.朝鲜半岛的儒学一直受"北学"影响较深.儒学虽然较早地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古族风俗的影响却并不十分明显,其真正成为朝鲜半岛内政权的治国思想是在统一新罗以后.     

儒学与现代东亚价值观

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东亚国家近现代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现代东亚文明在精神层面其核心是现代东亚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思想根基显然是儒学。事实已经和仍在继续证明，东亚模式基本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儒家文化既处于东亚模式的结构性关系中，又处于历时性关系中，随着东亚模式的更新、完善和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塑造。因此，儒家文化可以与现代化相结合，现代化割不断与传统的联系，在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发展现代化事业，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这种儒家文化传统资源，应当是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