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历史、绩效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先后经历了省级政府间经济协作、城市政府间多边式合作论坛、省域政府间多方位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区域政府间合作再整合等阶段,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不断加深,并进一步深化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经互动,提高了环渤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布局中的地位,强化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选择性分权"格局中的联合优势。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政府间合作也面临着"发展型地方主义"因素驱动下的行政区本位问题的挑战。因此,要适应环渤海地区未来的区域化进程,应推动政府间合作朝着区域合作治理的方向迈进。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模式问题研究

环境问题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外溢性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治理。随着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实践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出现持久性、典范性、类型化的发展趋向，模式化特点日益显现。本文依据中央政策推动、中央与地方双向推动，以及非正式制度推动下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生成过程，划分出京津冀地区政策主导型、太湖流域双向联合型、黄河金三角地区功能互动型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本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体现出不同的适用性，将其合理应用在不同区域，必将互相支撑，共同推进我国环境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的问题及对策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存在非自主性、单一性和不稳定性的问题,指出分权不充分和权限模糊化、地方政府利益凸显以及合作制度游离法律之外是阻止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的主要原因。认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应从政府间横向合作为切入点,并从观念更新、法律制度完善和合作组织建构三个层面提出合理化建义,进而推动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基于政策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博弈分析——一种博弈分析的视角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从过去的命令与附庸走向现在的协商与合作的转变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治理文明的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走出过去行政区划治理的非合作博弈的困境,探求中央与地方合作博彝新型关系的条件和可能,成为本问题思考的重点.如果能够把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与政策执行的高效性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放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博弈,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和论证说明.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     

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从一些典型个案来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形成了纵向政府间机构设置整齐划一的结构。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深圳、顺德等地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样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调整纵向政府间关系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国内外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比较研究

绩效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政府改革举措,绩效型政府将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外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与成功经验将为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我国基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多数基层政府过分追求经济数据,在此环境下,很多政府工作人员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显得十分浮躁,工作更多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治＂的核心作用和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管理方式;前者的改变需假以时日,但后者确可实践探索。通过对基层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探讨,为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优化基层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财产税:发达国家城市财政主要来源

财产税自其产生以来就是城市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主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可获得的收入来源中,财产课税是最佳的选择。尤其在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区域地方政府实力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财产税在协调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顺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方财政来源,地方税制为出发点,在介绍发达国家和地区财产税制的基础上,结合财产税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财产税对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原因和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其对中国城市地方财政逐步完善的启示。     

我国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案例比较分析

在中央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要求下,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及方式并不相同,其效果也呈现较大差别。对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做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的优劣及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基于此,选取成都、重庆、郑州、中山4个城市的户籍改革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改革措施、改革绩效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现有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自利性倾向较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诉求较为缺失。因此,要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降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应充分尊重转户者意愿,并严格执行城市分类管理原则,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应重点着力于政绩评价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改革。     

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 创新构建地方财政体制

从“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的“一免三补”,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财政提高了实力,地方财政的困难普遍突出。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试论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中的制度价值

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当今我国政府改革的主导目标。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职能的执行性和服务性更加显著,在服务成本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优势。文章就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探究重塑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公共服务竞争机制。从服务成本和制度创新方面,剖析了地方政府的制度价值,指出了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服务型政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