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我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引导农民合作。农民要自己建立合作组织是需要交易费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大大减轻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制约因素。发展农民合作组织需要政府降低交易费用支持农民合作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民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地位,广泛吸收农民参与。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素质和集体诉求的能力。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使农民有机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真正做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使农民真正发挥主体性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主体,使农民真正发挥主体性作用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如何更好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真正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关键在政府体制改革.     

试论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性质

关于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短期性政权的性质问题,史学界有过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种短期性的政权是什么性质?是农民革命政权,还是封建政权?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一、什么是农民政权,农民政权的类型和特点什么是农民政权?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凡在农民起义和战争中,拥有一定的军队和政府,在一定的区域建立起实行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纲领,措施和政策,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组织机构,就可以说是建立了农民政权。     

“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意义

农民创新作为一种社会创新,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化农村发展转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追溯"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现代科技的强大优势、农民创新隐性的发展特点、以及现有的制度体系等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知识系统及其实践行动意义和价值被忽视和低估,但是其话语变迁的结果,愈发凸显了农民创新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民创新提供和创造一种能动的空间,为其创新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关于太平天国在江西实施的乡土政策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出现过数不清的农民政权,但绝大多数旋起旋灭,象太平天国这样维持时间之长,占据地区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组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制订了各种制度,实行了各项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曾发生过影响。本文仅论述太平天国在江西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所实施     

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基础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理解

我国政府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战略决策.它不同于以往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与农民之间在更高程度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求我国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要求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并在新农村建设中转变成为新型农民.做到这些的政治基础就在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坚持并进一步践行宪政.宪政能够维护政府与农民的新型关系,保障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本文认为,要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基础,就应该进一步加强宪政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保护农民的权利.     

试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随着“三农”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制定出能够真正贴近农村实际并反映农民真实意愿的政策措施就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广大农民群众主动的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并进入政府的决策领域,进而提高党和政府涉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农民中介组织培育的动力机制及路径

农民中介组织培育的路径包括加快立法,促进农民中介组织的培育;加大对小规模农民中介组织培育的扶持力度;建立统一的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政府主导,推动农民中介组织培育;进一步深化农产品体制改革。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农民利益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广大农民谋取正当权益的历史.维护农民利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广大农民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主体力量.党要始终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行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真正落到实处.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论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以维护农民公民权益,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农民提供疾病治疗、预防、控制和救助为一体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以及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政府履行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而专项的财政投入、完善的制度保证、多元的社会融资渠道、农民的自我保健意识,都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这也是充分发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功能的客观需要和必备要素。     

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探讨

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规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须由政府进行组织和管理.在医保筹资方面,政府增加对农民的卫生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平性;但在对农民个人进行筹资时政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失公平.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务必要建立独立的部门管理,尤其是对资金的管理.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完善的模式是"家庭合同保健+大病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三者的结合.     

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农户的视角下,从农户认为“对自己和村里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两个方面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农民自己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的排列顺序有很大不同。这说明有些公共产品属于“俱乐部产品”,农民可以自己投资或者投资一部分;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是自己急需但不愿意投资或无法投资的公共产品。建议尽快建立政府决策和农民自主决策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体制。涉及宏观的、外部性强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决策;外部性不是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建立消费者参与机制,让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管理。     

略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农民应该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没有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关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有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应通过完善相关的立法,建立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政府适当补贴和农民适当支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有关农民的社会保障切实落到实处。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提高县域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要对策探讨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县域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要对策:(1)构建农民与县级政府沟通的多种渠道,定期进行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调查,准确把握农民的期望要求;(2)将感知到的农民期望转化为政府管理的质量标准;(3)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控制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管理质量;(4)加强县级政府行政文化建设,培养公务员良好的职业精神.     

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及路径分析

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三大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是产业减贫的主导力量,企业是产业减贫的中坚力量,农民是产业减贫的基础力量。在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发展当中,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主体性分析,提出藏区产业减贫的路径。     

政府农业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了政府与农民完全信息静态、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政府先行的状况下,政府即便不考虑农民的初始类型也可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农民先行的情况下,农民的类型会影响到政府的策略选择与博弈均衡的收敛.这说明博弈顺序的不同会造成博弈结果的不同,而博弈顺序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农业改革选择路径的不同.研究结果还表明,政府的惠农、强农政策不会引起农民工的大量回流,新农村建设思路与农村城市化战略之间不会在农业劳动力流动与配置方面发生相互冲突.如果政府对城乡工资率差别、补贴占农业工资的份额、税率占农业工资率比重等因素做进一步调整,则更有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博弈结果的帕累托改进.     

农地征用中利益分配零和博弈探析

农地征用过程中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 ,目前我国的农地征用在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中所存在着的错位与不合理 ,以及官本位格局下强政府———弱农民的力量对态势是其主要根源。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规范政府行为 ,培育由市场形成农地转让价格的市场环境 ,创建和扶持农民组织 ,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 ,在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的谈判协商机制 ,是避免零和博弈的结果 ,达到博弈均衡的必由之路。